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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新）
第一章 流浪儿曹月旺
1、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情结
——缘起：我为什么要“沦为”乞丐
——小流浪汉来自河南，10余年来一直在城里乞讨、捡拉圾，他最大的梦想是“开着奔驰车在武汉的街道上行驶”。
——我们以为，送他回家学一门手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里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别看那些乞丐很惨的样子，回到家乡可风光了，有的盖了楼房，有的做生意当了老板，有的一个月可以讨四五千块钱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情结。
在我老婆口中，这种情结被她称作“乞丐命”。1998年秋天，我在武汉街头认识了15岁的小流浪汉曹月旺，此后的4年时间，我便一直关注并琢磨着他，包括这个都市里许许多多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我比较着他们和每天用异样眼光打量他们的其他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不同，并幻想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去流浪，甚至去乞讨，体验这个世界上另一种被多数人所鄙夷的生活。当然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对人及人的生存等命题做更深入的思考。
这种情结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酒一样愈久愈为浓烈。在认识小曹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包括2000年冬天小曹一度被媒体追炒成为“名人”后，我依然像研究一道数学题一样研究着小曹。我期望媒体的报道能让小曹的命运有所转机。但媒体的主要功能毕竟不是济世助人，成为“名人”之后的小曹很快回落到他的原始生存状态：捡别人的剩饭吃，夜宿街头马路。惟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在受到欺负或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他会底气十足地告诉别人：“我有一个当记者的大哥，我马上要他来！”然后会拨通我的手机。而我总会让他失望，因为更多的时候我在报社和外面忙碌，即便有时间也不会马上跑过去帮他“摆平”那堆他眼里的麻烦事。时间长了，小曹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通我的手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当记者的“大哥”成了他生存的荣耀和底气。
但我还是经常去看小曹和他周围的许多乞丐朋友。他的很多朋友后来也逐渐成了我的朋友。我的乞丐朋友越来越多，而我老婆对我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她不明白跟那些蓬头垢面、身无分文的乞丐们打交道会带给我什么好处。“懒，身体好好的去要饭，丢人！”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代表着她也代表着大多数人对乞丐的不屑和鄙夷。她阻止不了我，所以就不止一次地骂我是“乞丐命”，“上辈子是个叫化子”。我没有反驳。我知道，对有这种思想的人，反驳是不起作用的，况且她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我很想告诉她一句话，因为知道没用且很难让她理解也就一直没说出口。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出来后她一定会看到，在这里就把这句思考了很久，带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话说出来，算是继续和她作某种探讨和沟通。这句话很简单：面对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乞者，只是乞讨的方式各异而已。
2、《南方周末》讲过的故事
我前面提到小曹成为“名人”的事，是在200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编辑、记者。《楚天都市报》是武汉地区及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办报风格以贴近老百姓而深受读者喜爱。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和同事邹晖、刘振雄在商量报道选题的时候，提到我已认识两年的小曹。他们都很感兴趣，后来采访了一个星期，写成稿件《流浪儿曹月旺和他的前程》，用3个版的篇幅发表在《楚天都市报》上，并配有小曹的若干生活照片。这篇报道使小曹一夜之间成为武汉的“名人”，街头巷尾许多市民百姓都知道了小曹，并开始关心起他的前程和命运。
后来，在记者的斡旋下，小曹老家的亲人终于愿意让他回去学做酱油、醋的手艺。小曹很高兴，我们一帮记者更是兴奋，以为终于帮他找到“家”了，小曹终于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了！很快，这次采访被《南方周末》以《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当时去采访的还有摄影记者杨峰洲）为题刊发在2001年春节前一期的头版上。
鉴于本书部分内容保持着《南方周末》那篇报道的延续性，现将该报道中的部分章节选摘于下。它记叙着小曹的部分生活和我与小曹的简单相识。
下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1月19日一版，标题为《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有删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000年12月底，记者占才强——
那是1998年的一天，我经过武昌洪山公园门口，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一头长发，衣不蔽体，蹦跳着（后来才知那孩子右腿残疾）去捡别人刚丢弃的矿泉水瓶，然后蜷缩在地上，一脸欣喜地喝着瓶内的剩水。那笑容打动了我，我蹲了下来。就这样认识了他。
他说他来自河南，名叫曹月旺，几年来一直在乞讨，有时捡垃圾，晚上随便找个可避风雨的地方睡。我们谈得越来越多。他的话时常令人瞠目。比如他对我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开着‘奔驰’在武汉的街道上行驶。”
我想帮助他自食其力，就给他进了一批小工艺品，帮他在武汉大学门前摆卖。他蹲在小摊前，不知怎么跟顾客讲价，别人出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还怕羞，怕卖东西的样子被人看见。一星期下来，他说：“占大哥，我不想干了，我还是想流浪，我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我说你考虑清楚。几天后，他说他想擦皮鞋。我帮他将擦鞋的器具买齐，可擦了几天，他又厌烦了。
我试图跟福利院取得联系，但据说他不在福利院的收容之列。他继续流浪着，我时不时接到他的电话。前几天，在消失几个月之后，他来电话说：“占大哥，我后悔了。我还想卖东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流浪这10年
2001年1月4日，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我们去见曹月旺是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他怀抱刚捡的一袋垃圾，坐在武汉陆军总医院门前打盹。
他一瘸一拐地跟我们边走边说他属猪，17岁（他的身材看上去只有12岁多），河南南阳唐河县党老庄人，出生当天妈妈就疯了。大约10年前吧，一个他称为“叔”的人带他和妹妹来汉乞讨。这10年，他们流落过北京、上海、广东、江西、青海等地，后又辗转来汉。“叔”和妹妹现于武昌涂家岭一带租了一间月租60元的民房，仍以乞讨过活。
见到我们的摄影记者时他问：“你的相机什么牌子？”“佳能。”“佳能可以，奥林巴斯也可以。”他还认识不少中草药，像黄芪、杜仲、何首乌、金银花等等，这些知识是和他住一起的一个流浪汉告诉他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开个中药店，一边卖药，一边给人看病。对穷人只收手工费，实在没钱的就不收他的钱。”
我们跟他来到他住的地方——武汉锅炉厂两栋宿舍楼之间、搭在几棵大树间的一个废弃的木棚，棍棍棒棒中间有块半米见方的空地，铺着一张稀拉拉只剩半截的草席。
我们离开时已是晚8时多，想到小曹还没吃晚饭，便去给他买了几个饼子，给他10元钱。他以很大的力气推辞着，最后收下时，路灯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
缺的是前程
1月6日，记者邹晖——
一大早，小曹就打来电话，先说谢谢给他买吃的，然后说：“我们缺的不是钱和吃的，我们缺的是前程。”这句话让人震动。于是我再次赶到亚贸门口和他见面，认真地和他谈他的“前程”。
“我很后悔失去占大哥给的那次机会。那时我太野，我要好好地改。”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如果不失去那次机会，你现在会怎么样？”
“我肯定有房子住了，还会有个摊子。”
“现在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乞讨和捡垃圾，以及在占大哥的帮助下那次简短的“经商”经历，他再没别的“工作”经验。
我问他想不想学点什么，厨师、美发、电器、车辆维修学什么呢？他边想边说：“我也可以回表叔家学做酱油、醋的”他和老家惟一的联系是一个区号0377的电话号码，记在一张纸片上。他突然兴奋起来：“我们去给表叔打个电话吧”
他拨通了电话。“表婶，我是月旺”他突然把话筒递给我，里面是一个河南口音的女人的声音。“我是他在武汉的朋友。他想回家，学做酱油、醋”“同意同意。就是盼着他回来。是呀是呀，让他回来吧！”
放了电话，我俩都很兴奋。好像眼前突然亮了，找到了出路一样。我说走吧，我们现在就去买票。
回家
1月13日晨，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赶到武昌宏基客运站，车站里已是人山人海。占才强正带曹月旺在车站门口吃早点。
曹月旺没想到我们会来送他，他用眼睛很深地看着我们。车站里的人们也好奇地注意我们，看着我们4个人和一个破衣烂衫的瘸腿的孩子一起，叮嘱他，给他买路上吃的东西，和他合影。
车开了，曹月旺挥动着手臂的身影不见了。我们4个人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沉默着站了几分钟。这时占才强说了一句：“这个小家伙”
1月15日上午，邹晖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
“我们这里下了很大的雪，我回到家时雪已停了。”他说。他还说，家里的大伯靠以前乞讨的钱生活
他的前程将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那是2000年农历12月21日，离2001年春节还有9天的时间，时年17岁的曹月旺在全国数百万读者的关注下“不为过年”而“回家”。《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牵动了全国许多读者的心。那年春节前后，我陆续收到广东、湖北、河南、河北、吉林等地读者的电话和来信，计有100多人次，他们或向记者表达敬意，或对小曹的处境表示同情，或为他终于寻到“前程”感到高兴。然而一种感觉一直笼罩着我，正如文末所担忧的那样：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3、《南方周末》没讲完的故事
这种担心的印证来得太快。春节刚过完，初六，我还在家里享受节日，曹月旺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你是记者吧？我是小曹！”
我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是从汉口火车站打来的。直觉告诉我：小曹又回来了！
“他们（指表叔、表婶们）把我赶出来了！他们说我笨，学不会做醋做酱油，还叫我出来讨饭。”
我立刻赶到汉口火车站，在附近一个过年歇业的杂货店的墙角，看到蜷缩在那里的小曹。在不时刮来的刺骨寒风中，小曹红着鼻子冲我打招呼。
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包括媒体的思维都过于简单了：送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并不像送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那么简单。后来，小曹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透露出：并非他表叔、表婶执意要赶他出门，而是他觉得，在家乡呆着或学一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