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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是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谭东的话里有着浓重的广西口音，很多话需要仔细听才能听懂。
谭东讲他的流浪经，讲着讲着总会绕到喝酒上去。他很认真地劝我和小曹，在外面闯荡一定要喝酒，常喝酒就会百事无忧。“我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喝酒？出门在外最怕传染病，我们捡别人丢的吃的，本来就是脏的，不够卫生，要是再吃出个传染病来，那我们就完蛋了。千万不能病，病了没钱治，那岂不是只有等死？所以我劝你们喝酒，有钱就去买酒喝，度数越高越好，因为酒可以杀毒，可以防病，还可以保养身体，特别是现在天冷了，晚上不喝酒会冻死人的。”
“你的脸是怎么搞的？是不是长的粉刺？”
问这话时，我很怕伤了谭东的“面子”，不想他竟毫不介怀：
“最开始是长了几个粉刺，后来我就抓，抓烂了。还有我扒货车的时候，脸上被蚊子咬过，也被我抓烂了。刚来武汉的时候天还很热，脸上很多油，我就经常用洗衣粉去洗，没想一洗就洗发炎了，成了这个样子。”谭东拿手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露出微笑的样子，“前几天我用别人的洗面奶洗过一次，乖乖，真是舒服，不像用洗衣粉，脸上辣辣的皮肤还发紧。洗面奶就是好！”谭东说着说着还把脸伸给我和小曹——
“看，脸上是不是光滑多了？”
3、帮谭东联系“家”
不知不觉时近傍晚，白天的最后几缕阳光斜扫着黄鹤楼下渐渐散去的人们。对“花脸”谭东来说，一天的忙乎也可以就此收工了。
我们三个人顺阶而下，沿刚才上来的路准备回到江边。在那里，有谭东每天缴纳“战利品”的收购站，一天的劳碌可以在那里变成放进口袋里的几块钱。
那是离江边码头不远，紧挨居民生活区的一个私人办的小型废品收购点。几间破旧的门面房，里里外外堆放着一大包一大包捆扎好的大袋子，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包扎的物品杂乱地散落一地，矿泉水瓶、易拉罐、废报纸、破铜烂铁，什么都有。谭东提着袋子走过去，门面房里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在门口迎住谭东，把袋子底朝天倒出瓶瓶罐罐，一五一十地数了片刻，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钱来，抽出几张递给谭东。整个交易过程持续了两三分钟，两人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甚至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就这么简单、默契、例行公事，仿若早年无声电影里的某个简短的片段。
谭东笑巍巍地向我们走来了，手里捏着刚获取的一元四角钞票。这个时刻，对谭东来说是幸福的，他可以从手中垃圾物兑换成钞票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甚至是满足感，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两块钱。我想也许正是这每天都能收获到的满足感支撑着这个柳州汉子在异地漂泊的信心，并把它习惯成一种有滋味的生活。从他久久停留在脸上的愉悦表情里，我读到了这一切。
“今天晚上又可以喝酒了！我们三个一起喝吧，我请你们！”
谭东言语里露出几分慷慨，对我和小曹的邀请也是真诚的。“不过我喝酒其实喝不多，每次喝三两就会醉，醉了就会乱说话，有时还会哭的，你们到时不要怕我啊。”
“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小曹插了一句。
“你不知道，喝醉酒就会想很多以前的事，还会想家，一想家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要流泪的。不过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很舒服的。”
“对了，你不是说等你攒够了路费你就回家吗？还差多少？”小曹问起谭东回家的事。看得出，小曹很关心这个柳州汉子，还在黄鹤楼下等待谭东出现的时候，小曹就反复地央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回家，他说回家是“花脸”最大的愿望。
“别提了，每天卖的钱都被我买酒喝了，看来回家是没指望了。要是能联系上我家里的人，他们来接我或是寄钱来就好了。”
从废品收购点出来，我们三人边走边聊，走到黄鹤楼脚下一处正施工的工地旁边，找一条长石板坐下，我们听“花脸”谭东聊起了他的家事。谭东说，他的父母三四年前相继离开人世，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六个，都还住在广西柳江县白鹅村。家里人只知道他去了西北，并不知他流落到武汉。“他们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样子，肯定会让我回去的，我也好想他们的。”
我问他成家没有，谭东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敏感，有些不大愿意说。好半晌才开口：“我有老婆的，不过现在没有了。女人的事别提了，不想提，提了难受！”
“你可以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们联系啊，让他们到武汉来接你回去！”我提醒谭东。
“怎么联系？打电话？长途，太贵了，哪有钱打？”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我帮你打。”我边说边从装衣服的塑料袋里摸摸索索掏出一部手机。那是我随身携带的便于流浪期间跟外界联系的手机。拿出它我有些顾虑，怕引起谭东的某些怀疑。
“你有手机？我说看你不像要饭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谭东话虽然说得温和，但还是引起了他的戒心。
“你别管我是做什么的，我肯定不是坏人。来，你说号码，我帮你打。”
谭东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把我盯了半天，又看了看我掌中的手机。说：“家里没有电话，但可以找村委会，他们可以传话的。”
村委会的电话，谭东也说不知道。感觉他并不像有意隐瞒，并且流露出一副很想和家里人联系上的神情。
“没事，我有办法帮你联系上。你把家庭住址再跟我讲一遍。”我说。
谭东不知我有什么办法，有些好奇，又有些兴奋的样子，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广西柳州柳江县城团乡白鹅村白路村工所。”
我首先拨通了武汉的查号台“114”，查到柳江县的长途区号是“0772”。然后又拨打柳江县的查号台“0772—114”，查到了城团乡乡政府的电话是“7558226”。
电话打到城团乡政府，一位男士接的电话。我问白鹅村白路村工所的电话，对方很配合，告诉了我一个号码“7556000”。我随即拨打这个号码，通了。我的心有些莫名的跳动，谭东和小曹也都围聚过来，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响过几遍铃声之后，终于，一位男士接起了电话。对方操一口广西地方话，听了半天没听懂，我大声说了句：“你们村有个叫谭东的在武汉给你们打长途，你等一会儿，让他来跟你讲话——”
说着，我把手机递给了谭东。谭东接过手机，只听懂他说的一句“我是谭东”，其他便叽里呱啦一概不知了。谭东和对方聊了四五分钟，似乎很熟的样子，言语却是不冷不热。挂机后谭东显得有些兴奋，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还是家乡话听得舒服。”
“跟家里人联系没有？”我和小曹急切地问。
“我让他不要告诉家里人。”
“什么？为什么？”
“让他们知道我在外面混成这样，丢人哪！”
“你不是很想回家吗？”
“不回了，回家没意思。”
没想到谭东竟是这样的回答。“你原来根本就不想回去！”小曹口快，忍不住说了一句。谭东低着头，似乎愧对面前的这两位兄弟，半晌也不说话。
“还是再跟家里打个电话吧，你这样在外面漂着也不是办法，回家可能好一些，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我不忍心看谭东错失这个机会，把手机再次递给他。
“哎呀不打了。浪费钱的，没用！”谭东没有再打的意思，仍然低着头。偶尔把头抬起来，随即又沉重地埋下去。直觉告诉我，他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许真如小曹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回去，刚才的通话只是给了他一次聊慰乡音乡人的机会。
阳光已经不见踪影，路上开始刮起阴冷的风。毕竟是深秋，阳光一旦褪去，寒意的黄昏便大面积袭来。谭东站起身拎起一旁的布袋，扛在肩上说：“时候不早了，我找地方转转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吧。”说完自顾自地走开了，留给我们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适才说的请我们晚上喝酒的承诺，也化作了一时兴起的闲聊，或许他根本就已经忘记了。
我和小曹面面相觑，又开始商量起晚上的行程。小曹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事情里，忍不住狠狠地骂一句：“神经病！这个人以后我们不要再理他。”我倒觉得我们有些对不住谭东，不该当着他的面撕破他藏在内心的真实的想法，他已经够虚弱的了，我们还让他难堪。或者是刚才与“家”的联络不经意间捅到他神经中某些感伤的部分，通完电话的他像换了一个人，一直在沉默地遐想着什么。可以肯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又会喝不少的酒，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偷偷地落泪。然后一觉醒来模糊一切，为清早到来的阳光而兴奋，继续每天大致相同的捡垃圾、卖垃圾生活。这个柳州的36岁的青年，还会这样地在外漂流多久？他明明是流着泪想家，为什么机会来了却又轻易地把它放掉？
想不懂的柳州谭东。
第三章 “聋哑”婆婆和她的小孙女
1、夜逛步行街
——他们虽寄居在城里，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只能用感官去感受，而无法真正享受到城市里的文明与繁荣。
——天！讨钱的“聋哑”老婆婆却开口喊出了话！
——每天能讨30元到80元钱，一个月平均下来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童年的乞丐经历，会在小姑娘长大以后的生活里留下怎样的烙印？
夜逛步行街
已经看不到谭东的身影，接下来我们该去何方？
小曹提出带我去看夜晚的汉口。自从上次从汉口航空路“搬”回武昌后，小曹就再也没去过汉口了。汉口的夜晚比武昌要繁华得多，小曹说，汉口的夜市上有很多乞丐，而武昌的乞丐大多天一擦黑就休息了。
我们决定坐轮渡去汉口。码头就在附近。约下午6时，我们从武昌中华路码头上船，十几分钟后便抵达长江彼岸的武汉关码头。走出码头，迎面就是汉口赫赫有名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
入夜的江汉路霓虹闪烁、人群熙攘，一派热闹景象。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店装饰精美，物品琳琅满目。每家店堂里都灯火通明，从里面飘出或古典或高亢、或轻柔或激越的各式音乐。进进出出的顾客也多打扮入时，穿着典雅。在夜色光澜的映衬下，周围的一切恍若仙街幻市。
我和小曹——两个乞丐走在这条闻名全国的时尚购物街上，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要在平时，作为一个平常市民，我可以很舒适、很惬意地在这条街上徜徉，在各家店堂间自如地穿梭、选购。而这一刻，当我一身丐相走在这条街上的时候，我感觉一种叫胆怯的东西包围着我，商店里那些惹人眼馋的物品虽然近在咫尺，却又犹若远在天涯——与我和小曹隔着一道充满压力的墙，而我们完全失却了一个消费者所拥有的信心和勇气，去穿过这堵看不见的墙。这种心态的落差使我认识到，什么叫乞丐。他们虽然寄居在城里，但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只能用感官去感受，而无法真正享受到城市里的文明与繁荣。
“这是个有钱人来的地方！”小曹说了一句。在他的眼里，平常人都是“有钱人”。“那你喜不喜欢这里？”我问。“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