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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凌健安的男孩，是他们两人亲生的儿子。
当然，这都是空想。
对凌信诚的这个计划，优优先是激动了一阵，但很快就发觉其中的不切实际。
离开所有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凌信诚还算好办，他除了父母之外，只有上海一个远房的姑妈还有些来往，而优优却不可能离开她的大姐，包括她从小到大的朋友阿菊，一旦说从此永不相见，断是舍不得的。优优不像信诚，信诚反正没什么朋友，他那些大学中学的同学，也早就不再来往。再说，最不现实的一条还有，卖掉公司能像上下嘴唇一碰那么容易么，这也太不现实了。能异想天开地想出这样的计划，只能说明凌信诚还是个小孩。
但乖乖的哭叫和恐惧，与大人们的窃窃私语，确实是优优和信诚共同的心病。
在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之前，优优只好远离那个孩子，从一上火车就是如此。信诚要和孩子玩儿了，就到保姆的车厢里去，优优要跟过去，最多站在门口，与孩子保持距离。到达天童湖以后也是一样，只要是大家集体活动，游湖吃饭看风景之类的活动，优优都是这样，与孩子拉开间距。
这种近身不得的现状，让优优对孩子的感觉发生变异，她看到凌信诚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不知是孩子天生长得白嫩可爱，还是自然而然的血缘亲情，凌信诚抱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是荡漾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他和优优在一起时，也从未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表情，从未有过这样天真慈爱的神态。优优当然看得出来，也比较得出来，以致她一看到凌信诚和孩子在一起亲密玩耍，一看到他在孩子脸上文亲又蹭，就忍不住妒火烧心。有时她会成心故意叫凌信诚过来一下，凌信诚总是拖拖拉拉，只要让他和孩子分开，哪怕只是暂时分开一两分钟，也是很不情愿的样子——过来皱眉问优优有啥事情，脸上的笑容也会顿然收去。优优心里难过极了，仿佛那孩子是一个强劲的情敌，而自己则是黄花渐老风情不再的第三者，那种无甚理性的失落感会让她突然感到愤怒，并立即将这愤怒发泄在凌信诚的身上。
“我没啥事情，你去跟他接着玩吧。”
优优说完这句，扭身就走，弄得凌信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优优突然板脸是为了什么。
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优优嘴上不说，但在心里，非常讨厌这个孩子。
渐渐的，优优对她与凌信诚的关系，也隐隐有些后悔，至少对他们的未来，心中甚感茫然。
但是，如上所说，她已无路可退。她的大姐是花了凌信诚的金钱才住进的医院，不仅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都有公司的支票垫底，而且，大姐在医院里的一日三餐，日常花销，也都是往公司的支票上填的。还不包括请护理员的钱呢。护理员是公司让大姐请的，大姐请的不是别人，就是阿菊。德子被关在牢里，阿菊没有工作，一个人在旅馆住着，衣食无着。大姐就把这个差事给了阿菊，既是她帮大姐，也是大姐帮她。她这样每月可以从信诚公司的支票上领到六百元钱，还能退掉旅馆那间每月一百八十元租金的房子，和大姐住在一起，因为大姐在朝阳医院住了一个单间。
还有她的姐夫，也不用再倒手机挣那点辛苦钱了。凌信诚和优优离京之前，去朝阳医院看了一次优优大姐，谈了他和优优的事情，像履行一个求婚仪式般地，征求大姐的同意。当时姐夫也在，大姐便机不可失地向她未来的妹夫，提了一个条件。
虽然是用了请求的口吻——希望信谈能帮优优姐夫解决一份工作，但这请求在求亲时提出，就成了条件。凌信诚问钱志富都会做些什么，钱志富便把他卖菜卖火锅的经历吹嘘一遍。说吹嘘是因为他把那个菜摊说成了经营果菜批发，把那五张桌子的火锅店说成了火锅城，他把他的失败归结为大姐生病——是大姐的病拖累了火锅城扩张连锁计划的进程。
凌信诚说，那这样吧，我们公司是生产经营药品的企业，恐怕没有适合你的工作，我可以出点钱算是投资给你，你再去开个火锅城好了。姐夫笑逐颜开，说那当然更好。双方一拍即合，就这样谈定。
姐夫如愿以偿，大姐也非常高兴。优优当然也很高兴。姐夫终于有了着落，而且他一旦财路顺畅，对大姐和优优就都能有些笑模样了。
大姐和姐夫高兴就高兴去了，可优优高兴之后心里却沉得要命，因为她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已不堪重负。特别是当她发觉凌信诚的儿子对她的排斥难以更改的时候，心里的压力就更加不易承受。
他们在天童湖休养期间，优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在电话中没事闲聊。她向我描绘了天重湖的宁静和美景，以及他们在湖心小岛的那座别墅里日复一日的奢华生活。那别墅是浙东一个私企老板巨资兴建的度假乐园，专为行贿各种关系而用，这一段恰巧空着，李秘书通过关系（当然也要花钱），就把它租下来了。
这样的生活对优优来说，想必开了眼界，但从她的言语之间，我能听出她内心或有的苦闷委曲，和隐隐流露的孤独寂寞。与爱人相偕优游名山秀水，还会寂寞吗？在自己从未见识过的物质天堂中尽情享受，还会寂寞吗？优优的寂寞令人费解。除非，我想，她还在念着周月。
优优的心理压力，凌信诚毫无察觉。他因为有了优优相伴，每日心情如沐春风，又因为找到了初为人父的感觉，人也变得开朗慈祥，虽然依旧说话不多，但笑容却明显多了。爱情的滋润与天伦之乐同时作用，连他一向苍白的脸色，也前所未有地红润起来。
不知是不是由于神清气爽的缘故，凌信诚对仇慧敏的事情，也办得非常认真。
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催问去法院和检察院活动的情况。优优从旁听着，能听出事情办得并不顺利，案子的前景并不乐观。她从凌信诚频繁打出去和什么人不断打进来的那些电话中，陆续知道案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又由检察机关移送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不日就要宣判那其中大概也有姜帆打来的电话，优优隔了卧室厚厚的墙壁，都能听见凌信诚和他的解释与争吵。
在他们快要结束这段悠闲假期的时候，案子的结局终于传过来了。仇慧敏被法院一审判定犯有交通肇事逃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不予缓刑。
随后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凌信诚父母被杀案的判决结果，李文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德子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送监收押。两人全都放弃上诉，因此这个案子就此了结。
仇慧敏也放弃了上诉。
这些消息都没有给凌信诚带来快乐，他又像以前一样心事重重。法院对李文海和德子的判决让他又想起了死不瞑目的父母，他那天晚上蜷在优优的怀里，轻声地啼哭。优优没有劝他，她只是把他搂在怀里温柔地抚摸，像在安抚一个无助的孤儿。
而优优那时最担心的则是姜帆，她不知道姜帆这种人在他的要求没被满足之后，会用什么恶毒的方式进行报复。姜帆的要求非常明确，他要仇慧敏被判缓刑，结果法院判了实刑。也许现在仇慧敏正从看守所被押往服刑的监狱，也许姜帆正赶去为她送行，也许他们正用眼神互相勾通，共同圈定了他们未来的仇人。
坏心情使凌信诚对任何事的兴趣都在迅猛地减退，包括他子承父业后信诚公司的经营前途。他再一次和优优谈起卖掉公司然后隐居的想法，优优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把此话当真。
如果公司真的能够卖掉，优优当然一百个赞成，因为她担心医药公司的暗账回扣，早晚会像足球黑哨那样，被记者捅将出去，最终掉进司法惩罚的恶浪漩涡。何况情诚公司行贿之事，已被有关部门盯上，优优没有去为公安卧底，未准别人不去。
所以当她发觉凌信诚要卖公司的说法并非戏言或一时的气话，也就变消极为积极，极力怂恿，力劝信诚放弃医药这行生意，改行去做别的。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比父母留下的这份家业，在自己手里败落要强。
她当然不是贬低信诚的能力，也没有透露公安机关对公司的注意，她的论据仅限于信诚的身体，他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支撑他投身于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如果把公司全部交给父亲那些旧部，而自己从此不闻不问，那还不如现在就把公司送给他们。
于是在他们从浙江回到北京之后，凌信诚便找来律师商谈出让公司之事。律师又找来资产评估公司，对信试药业的资产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律师的建议，评估明面上的理由是凌信诚要以信诚的资产，帮朋友的公司做贷款抵押，以免引起公司高层的猜疑。尽管有此说词，但一向不问公务的这位凌家公子，突然请来评估公司翻箱倒柜地核查资产，还是在公司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还专门跑到凌信诚的住处，言辞激烈，力陈替人乱行担保之弊，劝他为公司的资产安全着想，收回成命。但凌信诚有凌信诚的退敌之计，那就是一味地沉默寡言，以柔克刚，最后也只是表示去和朋友商量商量，别无多言。问他是什么朋友，哪家公司，也不肯透露。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也没办法，以为这位少东性格如此，连点男子汉的痛快劲都没有，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只好摇头而退。他们不晓得凌信诚不肯说出那家公司的原因，是那公司实际上子虚乌有。
资产评估的结果很不得了，除了计算账面资产，还要计算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还要计算房产和地价的升值，信试公司本身的品牌和其主力产品西林霉素的市场认知度，都估了可观的数目。凌荣志发家致富二十年，站着房子躺着土地，—一细数也不算少。评估报告出来以后，先密封了送给凌信诚本人过目，凌信诚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公司的资产竟有七亿人民币，减除负债，净资产也高达四亿之多。
律师事务所也终于找来了一家有意收购的客户，是一家做药的中外合资企业，名叫辉德瑞斯制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光是辉德瑞斯这四个大字，在制药界已是如雷贯耳。但对方以大欺小，收购的条件过于苛刻，第一条就是仅按账面资产的价格谈判，评估出来的资产概不算数。而对方提出的收购价，竟然只有区区几千万元，这个数目同样让凌信诚大跌眼镜。
谈判虽由律师代为操作，而且一直秘密进行，但医药行业互相勾结渗透，没有不透风的墙，凌情诚出卖公司这件事情，很快就沸沸扬扬传播开来。凌信诚从李秘书吞吞吐吐的口气当中，知道公司上上下下都已炸窝，很多业务骨干都在打算另谋出路，管理层更是人人自危，公司的业务基本停摆，这两天下面的工人也开始找碴闹事，工会组织也在连夜开会凌信诚这才迫不得已，把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叫到家里，正式公布了他要退出信试公司的决定。
那时候凌信诚和优优住在亚运村附近一套顶层的复式公寓，那是凌家在搬到瑞华别墅之前住的房子。在他们去天童湖休假的时候，这套房子做了全面的修整，凌信诚宣布引退的会议，就在这间公寓的客厅召开。那一阵公司每次来人，优优都要自动回避，也说不上是什么心理作怪，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