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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恐怕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广大观众在那个文艺荒芜、百花凋谢的特定年代，早已经不满足一年到头银幕上总是相同而熟悉的老面孔了，长期处在“情感饥饿”的人们，需要多元化、各题材的电影佳作。另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四人帮”之流，特别是自诩为“文艺旗手”的江青，已由最初借树立“样板戏”的险恶用心，到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根本无暇顾及欲想跻身于“样板戏”之列的后续作品了。所以，两批“样板戏”剧目，就自然地统分为首批的“八个样板戏”和第二批的“六京两舞”之说。
十分有趣的是，远在香港的凤凰影业公司，也曾在1976年拍摄过一部根据京剧样板戏改编的《沙家浜歼敌记》。这部彩色故事片由著名电影明星朱虹和江汉主演剧中人物阿庆嫂和郭建光，这对于生活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花花世界”的香港演员来说，要想演好40年代大陆江南的革命战士和地下党员这个难度很大的角色，无疑对演员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演技考验。只可惜这部香港版的“红色”故事片《沙家浜歼敌记》，因为生不逢时，从来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过，所以，广大观众至今也无缘欣赏到朱虹和江汉这两位“昨夜星辰”的精彩演艺。倒是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后，由以上著名的“八个样板戏”和“六京两舞”以VCD、DVD影碟意外出现，从而能够让更多从“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度过的人们，在时隔近30年以后，再次从那些熟悉的优美唱腔、精彩舞蹈、抒情插曲中，去记忆、感触良久地品味着逝去岁月中心底难忘的怀旧情愫，歌影情深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毛泽东主席发表的“5·2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整整六十个春秋了。想当年，正是有许多富有才华的文艺知识分子，受到毛主席在延安“5·23”讲话精神的巨大鼓舞，遵照“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创作出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艺作品，其中，影响最大、艺术生命最久远的当属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瞿维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脱颖而出
1942年初夏，在两年前来到延安报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只有16岁的贺敬之，听取了何其芳主任和周立波老师在课堂上向学员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时隔不久，毛泽东主席又亲自来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富有陕北特色的窑洞前给大家亲切讲话，毛主席丝毫没有任何“官架子”，穿戴都是带补丁的土布衣服，举手投足间显得非常的平易近人，他还主动和拥上前来的学员们亲切握手，然后在开始讲课时，也很家常地随口说来，时不时还情不自禁地打着惯用的手势，幽默而风趣地说道：“你们现在是小鲁艺，人民群众才是大鲁艺。你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才能写出好作品！”一席朴实而又意境深邃的话语，不但点明了文艺创作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核心问题，而且也为文艺创作指明了一条光辉而正确的道路。
出生于山东枣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的贺敬之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部有别于自己诗歌创作之外的文艺作品。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辽远之乡，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贺敬之和丁毅以四川宜宾县凤仪乡发生的一起真实的悲惨故事为素材，开始了剧本的创作。“白毛女”的原型名叫罗昌秀，1923年16岁那年，罗昌秀被当地的恶霸地主逼死父亲，打死哥哥，被迫逃进深山老林，整整度过了17年的非人生活，当她33岁被八路军拯救下山的时候，重返人间的罗昌秀已是满头白发。贺敬之和丁毅被这个悲惨的真实故事深深打动着，震撼着，他们又根据流传很广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在当时“秧歌剧”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共同编剧创作出用唱歌表演最为通俗易懂、也在当地最为流行的新歌剧《白毛女》。其中，贺敬之自然再把采写途中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故事融入其中，丰富内容，形成曲折的故事情节。同时，再结合自己的某些身世和遭遇，全情投入，作家的主观愿望，情系在自己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里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之中，于是，那个在《白毛女》里代表受剥削、受迫害的劳苦大众缩影的喜儿、大春、杨白劳，代表被广大人民最后坚决打倒的统治阶级黄世仁、穆仁智等艺术形象，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两个阶级势不两立的最鲜明、最突出的注释符号。于是，同样是伴随着歌剧中那首最著名的质朴、优美而又抒情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这富有浓郁民间特色的悠扬歌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主题突出、情节生动、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的故事——
歌剧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北的一个乡村杨各庄里，大地主黄世仁蓄意逼死了佃户杨白劳，并霸占了他的女儿喜儿，深受污辱和迫害的喜儿被迫逃进了深山，风吹日晒雨淋，使昔日的青春少女喜儿变成了未老先衰的“白毛女”。直到多年以后八路军解放了她的家乡，惩治了恶霸地主黄世仁，昔日受尽磨难的喜儿，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这部让普通百姓所能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歌剧样式的通俗文艺作品，于1945年４月在延安鲁艺礼堂进行彩排之后公开演出，那贴近民众的故事题材，那曲折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再加上“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立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在每一场演出中都有当地的农民，扶老携幼集体出动，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一次又一次地放声痛哭，有时甚至台下的哭声一片，压住了台上的演戏对白，使演出不得不中止片刻的事时有发生。
所以，在这部歌剧创作演出的当年即1945年，也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之际，《白毛女》剧组给党代会的领导和与会代表再一次充满阶级感情地献演了这出已经造成轰动效应的剧目。当时贺敬之在台上忙前忙后，不亦乐乎。当他在演出过程中义务充当拉幕时，透过幕布的间隙，亲眼见到坐在前排的毛主席在听到演员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的时候，正在下意识地用胳膊袖子擦去眼眶中流出来的热泪。领袖动情，万众动情，演出再一次取得成功，并且在一片震天动地的掌声中，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这场戏之后，在随后一次开会研究其他事宜时，又专门涉及到《白毛女》，集体提出三条意见并派人及时传达给剧组：“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
对《白毛女》由衷喜爱的还有在看戏时情不自禁地大声叫好的陈赓和陈锡联两位大将军，他们坚决要求剧组到前线演出，他们拿走了剧本还让部队里爱好文艺的士兵自己演出。其中著名演员陈强扮演的恶霸地主黄世仁，由于表演逼真，差点成为愤怒的战士的“枪下之鬼”的轶事，早已成为多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
《白毛女》迅速风靡了整个解放区，同时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受苦人毅然拿起了枪杆子。许多解放了的地区也正是按照和依据剧情的结尾作了枪毙黄世仁的处理，来做出政策规定，对当地被打倒的地主毫不手软，绝不留情。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成功，正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佳艺术体现，也是毛泽东本人所需要的艺术效果。它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完美的体现与实践，又充分证明了革命的文艺为无产阶级和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随后，解放区在贯彻“5·23讲话精神”和歌剧《白毛女》轰动效应中，又陆续涌出了《血泪仇》、《赤叶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一批优秀的新歌剧，中国歌剧由此以《白毛女》为开端，出现了第一次空前的高潮。其中那一首首“数九寒天下大雪”、“清粼粼的水来蓝格盈盈的天”与《白毛女》中的许多歌剧唱段，一直传唱不衰。正是《白毛女》的歌剧开山之作，其巨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一直影响到1949年10月全国夺取政权之后，又一批著名的红色新歌剧，如《红霞》、《红鹰》、《柯山红日》、《五朵红云》、《红珊瑚》、《春雷》、《洪湖赤卫队》、《江姐》等的诞生，直到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雏形、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的辉煌以及《旭日东升》、《东风万里》的余音，中国极富民族特色的红色新歌剧一直在延续，在发展，从而在艺术领域中形成一道云蒸霞蔚、蔚为大观的风景线。
多少年瞬息万变的风尘岁月过去，唯有不变的是当初只有21岁的贺敬之联手创作出来的《白毛女》，已经成为中国歌剧首演不衰的典范之作。因为贺敬之的一生，都坚定不移地信奉和不断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心与时代合拍跳，诗为人民吐心声”。同样，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成功，从而也使得许多人记住了在革命摇篮里长大的著名歌剧演员王昆，是扮演喜儿的第一人。与王昆同时期出演喜儿的还有另一女演员林白，只是因她身体状况的原因，这个喜儿却鲜为人知。
歌剧《白毛女》的风靡一时，使得在建国时最早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在1950年年底决定将之改编拍摄成故事影片《白毛女》，以趁热打铁在全国造成更大的声势和普及性典型教育。同在延安“鲁艺”工作的张水华、王滨、杨润身三人，根据贺敬之、丁毅的同名歌剧，再重新改编“回炉”，以求更加符合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
故事影片保留了歌剧中的主要唱段和故事情节的脉络发展，并加重了喜儿和大春淳朴的恋情，以引起广大观众情感的共鸣。由王滨和张水华联合导演。同样是来自于延安鲁艺的著名艺术家王滨，1938年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担任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第二年就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副团长，参与导演了话剧《日出》、《带枪的人》、歌剧《白毛女》。自1947年起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专职电影导演。早在1930年就已从影，编写过《母亲》、《重归》等电影文学剧本并拍成电影，1949年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桥》的王滨，以杰出电影导演的独特眼光，慧眼识珠地挑选到当时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的田华，来主演电影中的喜儿。
可是，作为新人出现的田华，并没有得到剧组主创人员的首肯，因为相貌朴实的田华，并不具备一个电影演员上镜头的脸。所以剧组许多人态度坚决地主张仍由王昆扮演喜儿，有人还提出质疑说为什么整个剧组非要改换女主角。但王滨认为，尽管王昆扮演喜儿条件非常好，舞台表演经验又日渐成熟，拍摄电影自然是同其他人一样，顺理成章地各就各位，但这部电影并非舞台歌剧的纪录片，它要符合“来源于生活，高出于生活”的电影表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