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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谷毓英扮演，长相很有特点的谷毓英，其实是典型的汉族人，她在影片中演绎的女主角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身穿民族服饰的女特务，她主要是通过复杂的面部表情，来刻画和完成人物的内心性格。后来，谷毓英也仅仅只是参加了《天山歌声》、《蓝盾保险箱》等为数很少的几部影片，80年代初中期就已经移居国外了。
被誉为“文革”前17年三部优秀反特故事片之一的《跟踪追击》，是由执导著名的《羊城暗哨》的著名导演卢珏，在调往珠江电影制片厂后导演的又一部成功的反特故事片。这是综合许多真实故事的素材虚构而成，主要是描写广州公安局摧毁和挫败潜伏特务企图在国庆节炸毁发电厂阴谋的惊险故事。影片也刻意安排了一个戏份很重的女特务徐英，她作为与境外特务接头的联络人，一直贯穿在故事情节发展之中，外表友善、和蔼和内心的阴险、狠毒，是这个人物同一身份和双重心理的互换，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演员红冰，凭借着扎实的演技，游刃有余地把这一女特务表演得入木三分，可以称得上是众多女特务形象的又一成功代表。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开拍了一部描写我南海军民歼灭台湾来犯之敌的反特故事片《南海的早晨》，影片由赵明编剧，朱文顺导演，李亚林、胡乐佩主演，里面也有一个潜伏的女特务聂玉娇，臆想与敌特里外配合，时刻梦想自己的旧日时光，这个一笔带过的女特务，由长影厂的演员章薇扮演。只是这部影片在“文革”风暴的前夕拍摄，影片处处流露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就连片头字幕也配上一首充满火药味的齐唱歌曲，使一直以惊险、曲折而又充满悬念见长的反特题材样式，在此片中大打折扣。
在经过漫长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电影又迎来了文艺春天的再次复苏。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特故事片《黑三角》，又让广大观众朋友惊喜地看到了久违多年最喜爱的反特片类型。尽管现在看起来这部影片有许多公式化、程序化的处理模式，但是，许多观众至今对影片中所出现的一个女特务——那个叫做“于黄氏”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过目不忘。的确，这样一种潜伏下来的平民化装扮，在中国电影漫长的几十年中的银幕上，和所固有的高跟鞋、花旗袍、卷发头和嘴里经常叼着香烟的那种妖冶的女特务形象相比，有一种非常“另类”的脱颖而出。尽管电影中也不可避免地在切入这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加入特务组织的情节交代，而刻意脸谱化，也把人物的服饰极力地朝着以往固有的女特务模式化靠拢，水平有限的编导没有摆脱女特务的模型，而让她故作姿态的阴阳怪气地说道：“为了上帝，我不干，为了我们事业，我干”，给人一种哑然失笑的感觉。但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大量篇幅所出现的女特务，则是那个显得非常慈祥、和善和家常的普通街坊大妈的形象，从情节发展的处理中，演员朴实化的表演风格，并没有刻意的进行女特务的反角夸张化表演，其中有一场卖冰棍的老太太走到特务司机面前，很随意地扔去一个纸团传递情报的动作，想必现在许多观众还能够记忆犹新，而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演员在门缝里偷窥的神情，还有最后身份暴露后，刻意流露出来的狰狞嘴脸，也是人为地为这个女特务角色而刻意表演，与回忆情节如出一辙。所以，人们就记住了这个饰演“卖冰棍儿的老太太”的女特务的演员，就是曾经在《平原游击队》和《锦上添花》以及在许多电影中，扮演慈祥老太太的老演员凌元。凌元一改戏路、一反常态的扮演的这个女特务角色，成为她一辈子演艺生涯里，最为突出的银幕代表作品。
此外，像著名老演员束夷在《逆风千里》中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艾菲，苏曼意在《烈火中永生》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玛丽，还有话剧演员白玲在《兵临城下》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罗曼，都因出场的限制，难以完整地发挥演员自身对女特务角色完整的形象塑造。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被中国电影史列为“新时期电影”的年代，珠影厂、长影厂、北影厂和西影厂又相继开拍了八部反特片，而且毫不例外地都在片中有女特务的粉墨登场，无论是陶白莉在《斗鲨》中扮演的女特务康曼倩，还是庞敏在《雾都茫茫》、《诱捕之后》中扮演的女特务林晶晶和日本女特务芳岛；无论是丁铁宝在《东方剑》中扮演的女特务林梦雅，抑或是喻引娣在《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扮演的女特务丽丽；无论是周丽娜在《第三个被谋杀者》中扮演的女特务艾霞娣，还是傅艺伟、张晓敏分别在同一题材的《风流女谍》、《川岛芳子》中扮演的女特务川岛芳子，都是反特片类型中女特务形象不可缺少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尽管时间跨越多年，这其中许多扮演女特务的演员如白玫、莽一萍、张圆、胡敏英、曹樱、红冰、束夷、张勤箴等人都已谢世，但其银幕形象的独特魅力，却将她们永远留存在反特故事影片的原版胶片和热爱老电影的广大观众的心中，并且已经成为广大观众最喜欢的一种片种之一。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苟延残喘的最后岁月。“四人帮”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电影为他们造势扬威。虽然也开拍了一些故事影片，但电影创作中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现象泛滥成灾。
然而，有这么一部电影，恰如一朵清秀、隽永的小花，与众不同，分外夺目。这就是湘剧高腔戏曲艺术片——《园丁之歌》。
华国锋点戏
197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文艺汇演的一批文艺节目中，其中，有三个湖南地方戏《园丁之歌》、《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反应热烈，也给当时看戏的已经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曾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湖南应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家乡戏自然是感到分外的熟悉和亲切，早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就曾把湖南的两个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拍成电影。1973年３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后休息时，华国锋兴趣浓厚，突然想起去年所看到的记忆犹新的“家乡戏”，便对在座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随口说出了《园丁之歌》等节目。
《园丁之歌》讲述的是一个后进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帮助、培养和引导下，端正学习态度，不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而且更懂得了只有学好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国家的故事。由于华国锋是毛泽东主席器重且直接提拔，一路仕途上升，而且华国锋又同毛主席是湖南老乡，出于这种浓厚、真挚的感情，在场的官员自然也是心领神会。于是，有关方面立刻成立电影摄制组，考虑到《园丁之歌》是一出湖南湘剧高腔的地方剧种的小戏，故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组织拍摄，较为适宜。
于是，新影厂调遣曾在1972年执导过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沙家浜》三台戏组合的艺术片的本厂导演沙丹，率摄制组赶赴湖南，在湖南省委和文化部门的大力帮助和配合下，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将这部反映教育战线题材的戏曲艺术片《园丁之歌》拍摄完成。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骂戏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骂戏 当年7月底，时任“文革”副组长的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及文化组有关负责人一起，在钓鱼台17号楼她自己居住的一间小放映室审看影片，这是她统帅文艺界的特权。这一天，《园丁之歌》开始悄无声息的放映。
一向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江青，看完这部仅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影片之后，气急败坏，骂声不断。从片名的园丁比喻到人物的出场，从色彩的调配到唱腔设计，她都极不满意，大动肝火。片中的园丁本是比喻辛勤的老师，而江青却硬说是比错了“对象”，因为园丁只能比做共产党，而不能比做“臭老九”，因片中的湘剧演员左大玢扮演的女主角，其扮相、唱腔和动作，被一贯以突出正面英雄人物而极力竖起“高大全”模式的江青，极为反感，她讥讽说影片中的女教师，举手投足简直就是“文革”前死灰复燃的青衣花旦；化妆像个少奶奶，没有一点儿革命的气息；而影片中男教员的扮相，更是被她讥为“活像个油头粉面的二流子”。其他诸如拍摄角度、用光角度；更是被一向自以为内行权威的江青，批驳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最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已经彻底被政治斗争同化并利用政治斗争向上爬的江青，对剧中的一句唱腔：“没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担”，更是大发雷霆。这句话同时也触动了她非常敏感的神经，这出戏，这句唱腔，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当前的中央政策唱对台戏，这是猖狂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不自量力的挑战。现在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而这出戏竟敢公开叫嚷什么“没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担”，其居心十分险恶。
于是，江青似乎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她要顺藤摸瓜，揪出一批幕后操纵人物，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战果，突出自己的成绩。张春桥趋炎附势，对这出小戏大加指责，说学生受教师的摆布，是典型的“师道尊严”；姚文元也随声附和，调动他“文字狱”的捉笔代刀的本领，对于这出戏态度鲜明地全盘否定。
4天以后，耐不住寂寞的江青，更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招集人马，对《园丁之歌》进行大面积的追查、围剿、攻击，多管齐下，声势凌厉。一连串的带有浓重火药味儿地质问，一句接一句地上来：“《园丁之歌》牵涉到教育革命的问题，究竟教师和共产党谁是园丁的问题？戏里的那两个一男一女的教师，到底是什么出身？有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为什么故意隐瞒个人成分？”“培养青少年一代，是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是让他们规规矩矩的听教员的话而俯首帖耳？还是让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现在是读书无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戏中的主题完全与党中央背道而驰！”
这些无中生有、无理取闹的指责，直弄得文化组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江青抓住被她提拔和重用的文化部副部长于会泳，让他一定要组织好一篇全面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按惯例要先从舆论声势上，对这出戏开刀。
当时的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批判另一出地方戏——《三上桃峰》，“四人帮”正是利用这出戏，来彻底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此之前，西影厂还曾筹备把这出戏改为《三下桃园》搬上银幕。如今，时过境迁，风云突变，这出曾受到多方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