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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第三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35）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掴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第三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36）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地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人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椅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有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海伦娜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夫。
还像没有做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第三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37）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掴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手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于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结盟的人。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瞭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琛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凌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颊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耸着的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第三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38）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