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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江阿古丽嫁人了。我真想知道，她嫁走后，她家那半盆子美丽的小石子还要不要了。要是送给我该多好
我仍然会每天都去河边走走，寻找漂亮石头。并不知不觉也开始寻常那种碗豆大小的石子。
天气转凉了，河边风很大。再也看不到那个洗马的小孩了，这才想起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甚至从没问过他的姓名。
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弹唱会开始了没有。
我在河床下面的卵石滩上久久地弯着腰，慢慢地寻找。河水的哗哗声是另外一种安静，让人不受侵扰，远远地想着事情，又细心地注意着石滩。后来我抬头往前面看了一眼，看到江阿古丽骑马朝这边过来了。她没看到我，目不斜视地从我身后高高的岸上走过。我看到她一身妇人的装扮，穿着长裙子，头发挽成髻，扎着头巾，脚上踏着手工靴子，肩上披了一大幅羊毛披巾。因为还在新婚之中，披巾上别着几簇鹰翎毛。
从我站着的这个角度看去，大地的广阔是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广阔，微微地倾斜着。
汉族孩子们
喀吾图有十来个汉族小孩子，由于当地没有汉族学校的原因，都没有上学。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两三岁，成天伙成一群，呼啦啦——从这边全部往那边跑；再呼啦啦——又全部从那边再跑回来。边跑还边齐声呼喊着：
“白娘子！！！——我来了——”
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家长们平时都教了些什么。
后来，年龄最大的高勇，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上了哈语小学。不出两个礼拜，就能叽里呱啦地和同学们用哈语对答如流，丝毫不带磕巴。名字也变成了“高勇别克”（“别克”是哈萨克族男性名字中一个常见的后缀）。
最小的孩子孬蛋——呃，这名字不错——上面有三个姐姐，一字排开就是七岁、五岁、四岁、两岁半。四个小孩手牵手从容走在马路中间，任过往的汽车把喇叭捺得惊天动地，也不为所动。
陈家的三个孩子，老大叫“陈大”，老二就是“陈二”，老三是个丫头，叫个“陈三”不太秀气，就直唤“三三”。这三个孩子则喜欢排着纵队走直线。为首的还举个小旗子。
刘家的俩孩子都七岁了，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不是双胞胎。唤作“大妮”的丫头是抱养的，大了几个小时，便成了姐姐，生得很美，高挑健康。而刘家自己生的儿子就差了好大一截，又矮又瘦，眉眼呆傻，实在不讨人喜欢。而且还老说谎话，天天哭喊着大妮又打自己了，大妮又抢自己的饼干了。
这两个孩子动静最大了，远远地，人还没过来，“吧嗒哒！吧嗒哒！”的声音就响成一片。因为小孩子穿鞋很废，他们的父亲便自己动手给他们做鞋。两块小木板做鞋底子，上面横着钉一小块车轮内胎裁成的胶皮带子勒住脚背。又简单又便宜，穿破几双都不可惜。他们管这叫“呱嗒板”，真形象。
王家的是俩丫头，老大比较文静，老二活泼。挨起爸爸的打，两人一同鼻血长流，面对面号啕大哭。
隔壁曾家也是开小商店的，他家孩子叫玲子，七八岁模样，整天守柜台买货，算账算得滴溜溜转。没事的时候就可怜兮兮地趴在窗台上看别的孩子在街上聚众滋事，呼呼啦啦玩耍。有时候也会把头伸出窗外跟着大喊一声：“白娘子！！我在这里呢”
这些孩子都是做生意的汉族人家的孩子，每人家里都开有大商店的，但最喜欢做的事情却是到别人家商店买东西。一人攥一把毛票，成群结队一家店一家店转，最后买到的东西也许不过是最常见的一毛钱一支的棒棒糖。而自家店里也有，批发价才两分钱。
不知为什么，大家最喜欢去玲子家商店。当然不是为了友谊，因为他们一进去，就要和玲子吵架，哪一方嗓门大算哪一方赢。
玲子够能干的了，可玲子妈还是死活不放心，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对账。
“刚才又卖了啥？”
“水果糖。一毛钱五个，卖了两毛钱的。共十个。”
“哪一种？”
“就那里的——”
“噫嘻！那种是一毛钱三个！”
玲子不吭声。
“噫嘻！整天尽胡卖八卖，都不知亏多少了！这死妮子！谁家来买的？”
“大妮和她弟。”玲子手一指，那俩小家伙正靠在玻璃柜台上吮糖，一人鼻子底下拖一截鼻涕。
“噫嘻！还不赶快要回来——”
于是玲子就说：“听到没？俺妈说那糖是一毛钱三个，不是一毛钱五个。快点，一人退我两颗糖。”
大妮姊弟俩对望一眼，每人缓缓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交出去。然后继续靠着柜台吮糖，小声商量要不要把剩下的糖退掉折成钱。但终于没有退，吮着糖趿着呱嗒板牵手走了。
我妈最会骗小孩了，而这群小孩又最喜欢被我妈骗了，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他们叫我妈“裁缝奶奶”，又扭过头来叫我“娟娟姐姐”。
我妈若是心情好就竭力怂恿他们做坏事，心烦的时候就教他们使用礼貌用语。
若是哈族小孩，她一般会热情地教人家怎样用汉语骂人。使得我们这里七岁以下的哈族小孩在说话前都要先来一句“他妈的”。
有时天气很好，又不太忙的时候，我会率领孩子们到乡政府院子里去玩。那里有一大片树林，草丛深密，鸟儿很多。我教他们认识薄荷草。并让他们挨个儿去闻那种不起眼的小草散发出来的香气——
“是不是和泡泡糖的味道一样呀？”
“呀，真的一样的！”
他们没完没了地闻，又辨认出更多的薄荷草，一人拔了一大把回家。
大妮突然问：“娟娟姐姐，泡泡糖是不是就从这上面长出来的？”
大妮喜欢边走边不成调地放声歌唱：
“回家看看！啊——给妈妈洗洗碗——回家看看！啊——给妈妈洗洗碗”
左右看看，若是没人，便大喊一声：“啊！白娘子！！”
大妮土豆皮削得极好，速度飞快，削得又匀又薄。特省料。
大妮家除了开商店，还开着饭店。大妮除了削土豆皮，还得削胡萝卜皮。
我在旁边看她削皮，细细小小的手指攥着土豆，迅速地挪动位置，小刀飞转，薄薄的土豆皮轻飘飘地散落。遇到节疤和虫眼，刀尖子轻松地一挑一拨，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实在太专业了。能熟练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双手做生活所需的事情，便是劳动了。能够劳动的孩子，又美又招人疼。
高勇别克家有车，因此他七岁时就会开车，而且还是那种东风大卡车。倒车的时候，这个小人儿打开车门，垫脚尖站起来，半个身子探出驾驶室往后看，煞有介事地边察看路面情况，边打方向盘。
要是遇到别人倒车，他就极负责地跟着车前车后跑，极专业地大声指令：“再退，再退！好，好继续退，没问题，还可以退，放心地退好！好，退退好——停！”
最有意思的是拖依（宴席）上的情景。孩子们都喜欢坐首席，因为首席上好吃的东西摆得最多。主人一席一席地挨着敬酒，敬到这边，总是会大吃一惊。
拖依上的桌子不是汉族人常用的方桌或者圆桌，而是长条桌，一桌能坐二十多个人。刚好能坐满全村的汉族小孩。于是每次都把他们编排成一桌。现场秩序再混乱，孩子们也不会坐乱的，全是自家挨自家的，一个也不会给插开。大家一边吃一边大把大把地将盘子里的东西抓了往口袋里塞。因此参加拖依的孩子都会穿有着大口袋的外套。这种事情通常孬蛋四姊弟干得最多。
喀吾图的永远之处
我第一次去喀吾图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我——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后来暴雨倾盆直下。路边十多米高的白杨林带剧烈撼动，一路呼喊着：“不——不！！啊不”
我和十来个不认识的哈萨克老乡挤在一辆破得快散架的十座老吉普里，被颠得昏天暗地。吉普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着，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窗玻璃上，又像是已经穿过玻璃砸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我不知道喀吾图竟然会那么远，那么荒僻。我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我去。我们的车一路上坏了又坏。我们下车，等待司机用千斤顶把汽车底盘顶起来。我不想去。什么都在阻止我。车又坏了。我站在路边，看到戈壁丘陵四面动荡。我浑身湿透。我走上附近一处高地，垫足远望。
我家在喀吾图开了个小店，整天和各种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但能记住的人很少很少。我妈却全都记得住，不到半年，她似乎同大家都熟识了。我们交谈时，若是提到了谁谁谁谁——
“就是那个帽子特别多的人，不停地换着戴”
“瓦兹别克？”
“他媳妇抽烟的那个”
“吐马罕？”
“上次拖依（宴会）上，还和你跳舞了”
“噢，那肯定就是巴登别克了。”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太难记了，脸也都长得一样嘛。喀吾图的日子如此平淡，日复一日，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似的，什么都没法清晰地记住。大约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整天坐在深暗的柜台后面，等着有人来店里买东西。等着他们掀开厚重的棉门帘，逆光进来。
进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柜台前一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不说话，我就做不到了。我忍不住问：“有事吗？”他不吭声。我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就吃。吃完了又闭嘴站那儿发呆。我再给他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他有的是时间。最后我拿出锁对他晃晃，表示关门了。他这才离开。我锁上门出去，在河边散步，很久后才回家。回去时那人居然还在门边守着，我只好开门让他进去，让他继续靠着柜台，盯着货架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喀吾图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上学。不上学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上学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我们家商店卖。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
鸡蛋三毛钱一个，每次我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泡泡糖或小饼干。但是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喀吾图，除了泡泡糖和小饼干，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小孩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我开始一直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个女的。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我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是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我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也带来了一只蛋。他一个人来的，把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我给钱。我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钱。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我把蛋磕开一看——
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的妈妈煮给他的，舍不得吃，便拿来换钱。
我真是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