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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欠了我们家很多钱，现在却死了。按穆斯林的礼性，不还清生前的债务是不可入葬的。葬礼上，阿訇会询问死者亲属：“此人生前亏欠过别人的财物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才会继续为死者念经。
但他的家人实在拿不出钱来偿还，情急之下，只好把自家的一匹马牵来见我妈，要求抵债。
我妈很为难，打电话来同我商量该怎么办。
她说：“你说我要马做什么呢？”
我说：“自己留着骑呗！”
她说：“家里有摩托车，哪里用得着骑马！”
我说：“那就不要呗！”
她说：“可是我又很想要”
我说：“你要它做什么？”
她说：“自己留着骑呗！”
到了下午，她又兴冲冲打来电话：“娟儿啊，我决定了，我要把那马留下来，我要把它送给你！下礼拜我给你牵到阿勒泰市去啊？”
我吓一大跳：“我要它做什么？”
“可以骑着去上班啊，你们单位那么远的。”
“骑自行车就可以了。”
“自行车还得去蹬它。马多好啊，一点儿力气也不必费。到了单位就放在地委大院里，让它自己去找草吃。回到家就拴在后院的大柳树上，河边草也多”
我大汗：“可是，它认识红绿灯吗？”
挂上电话后我又仔细想了想，别说阿勒泰市里了，就是在阿克哈拉村，我们家也无法养马的。首先我们草料不多，那些全是给鸡鸭准备的，鸡鸭都可能不够吃，哪还能顾得上马？到了冬天，草料就会贵得要死，哪里买得起啊？而冬天又那么漫长。
再说，我家在阿克哈拉的院子又不大，杂七杂八堆满了东西，哪里还有地方拴马？
我估计，马牵进家后，处理它的唯一方法大约就是宰掉吃肉呜呼！如果养马只是为了吃肉，生活该索然无味到什么地步？
还在两年前，妈妈还一心想买匹马的。那时家里还没有挖井，用水得要去两公里外的乌伦古河边挑回家。夏天还好，到了冬天，河面冻成了厚厚的坚冰，去挑水除了扛扁担，还得扛斧头。每天去挑水，每天都要破冰，头一天破开的冰窟窿一夜之间仍重新冻得结结实实。
而且冬天的阿克哈拉又那么冷，一二月间，动辄零下三四十度。河边的风更是凛冽如刀。路上的积雪及膝厚，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没有一行脚印。
我妈想，如果没有马，有一只小毛驴也好啊。如果套牲口拉水的话，去一趟就管够三四天用的，既不费人力，又省了麻烦。
那一年夏天非常炎热，一到下午，村里就不见人影了。太阳明晃晃的，野地草丛里，蚊虫像浓浓的烟雾一样，在低处翻涌鼓荡。
可是，为了给将来的马或者小毛驴准备过冬的草料，一家人仍然要出去拔草，那个罪受的！
那一年夏天倒是攒了不少干草，打碎后装了好几麻袋。可是马最终却没有养成。我们便在院子里挖了一口井。
因为冬天水位线低，我们便在冬天挖井。
在大地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洞，然后遇见水，这真是神奇的事情。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掘土，另一个人在地面上把土一桶一桶吊上来。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地渐渐睁开了眼睛。它看到了我们，认清我们的模样，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
这两年，房子也修好了，井也挖了，院子里种下的树苗也活下来了几棵。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院墙也被村政府派人粉刷了一遍，再没人把我们当“外人”了。
至于马，已经可要可不要了。
但是，哪怕到了现在，拥有一匹马——这仍然是多么巨大的愿望啊！至于被一匹马高高载着，风驰电掣地奔向远方，那情景让人一想到便忍不住心血沸腾。
阿勒泰虽然是小地方，但好歹也算是城市了，车流不息，街道两边招牌拥挤。但我曾经见过有人就在这样的大街上策马狂奔。那是真正的奔跑，马蹄铁在坚硬平整的黑色路面上敲击出清脆急促的声音。四面都是车辆，那马儿居然视若无物，大约是见过世面的。要是在乡下，远远地看到前面有汽车开过来，骑马的人会立刻勒停马让到路基下面，怕马儿受惊驾驭不住。
我一直目送那人和他的马消失在街道拐弯处，才意识到他们刚才闯红灯了。
虽然阿勒泰是牧业地区的城市，但转场的大批牲畜是不允许上街道的，牧业的队伍经过时总是远远地绕过城市。但对于马，好像没听说过什么特别的规定。因此在奇怪完“怎么有人在街上骑马”之后，很快又开始奇怪“为什么没人在街上骑马”了。
富蕴县则不一样，有人高头大马地经过身边，是极寻常的情景。至于阿克哈拉，就更不用说了。但无论如何，我妈也不该会有那种想法，搞一匹马让我骑着上下班？太酷了。
想象一下吧：有朝一日，自己骑着马去行署或者教育局送文件一定令人叹为观止。
假如我有一匹马，我能为它做些什么，才能真正得到拥有一匹马的乐趣呢？首先我得搬家，搬到城郊野地上盖房子，并圈起一个大大的院落。我还得在院子四周开垦出一大片土地，种上深浓茂密的草料。还得嫁给一个也愿意养马的人，最好他已经有养马的许多经验了。将来的孩子也得喜欢马。这样，我就得为了马永远留下来，永远地。也就是说，除非我真正地爱上阿勒泰，决心永远生活在阿勒泰，否则我就永远不能拥有一匹马。
我还想再打电话问问妈妈关于马的事情，但想来想去，终于没有。
蝗灾
蝗虫来了。
他们说蝗虫来的时候，跟沙尘暴似的，半边天都黑了，如乌云密布，遮天蔽日。人往重灾区一站，不一会儿身上就停满了虫子，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甲。
那情景是我没有见过的。
还有这么一个数据，说今年闹蝗灾的地区，最高虫口密度为一万五千头/平方米。这也是我没见过的。想想看，一个平方的面积里居然能挤下一万五千只蝗虫！那肯定是虫摞虫了，而且还会垒得很高很高。一个平方一万五千只！真恶心他们怎么算出来的？难道还一只一只地数过吗？真恶心
为了抵御这场灾害，政府号召灾区群众多养鸡。有人告诉我，养鸡灭蝗的事情还给编了新闻上了电视呢，画面的大概情景就是：村干部们全体出动，把一群鸡从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赶，鸡们纷纷展着翅膀，光荣地浩浩荡荡冲向抗灾一线。
哎！可真是吃美了！
唉，那幕情景可惜还是没有亲眼见过。
说到养鸡，想起了另外的事情。塔克斯肯口岸刚刚开关的时候，我表姐也做生意去了，我们跟着去瞅了瞅热闹。在那里，政府要求当地群众积极参与贸易活动，提倡的办法之一也是号召大家多养鸡，因为鸡下了蛋就可以用鸡蛋进行边贸互市了。另外，还可以把鸡做成红烧鸡卖给外国人吃。不知道蒙古国那边有没有鸡
呃，回过头来再说虫灾。那么多的虫，鸡能对付得了吗？一个个吃到撑趴下，也是趴在虫堆里吧？那么多的虫——每平方一万五千只太可怕了。
不过用鸡灭蝗好歹属于“生物技术”呢，听说还有的地方在喷药。喷药当然会更有效一些，但那总让人感觉极不舒服：“药”比蝗虫更可怕吧？因为它太“有效”了，全盘毁灭一般地“有效”，很不公平地“有效”。
我们在库委，离灾区还很远，但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蝗灾的迹象。尤其在前山一带地势坦阔的地方，往草丛里扔一块石头，就像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似的，哗啦啦溅起一大片。在又白又烫的土路两边，一片一片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开始还没在意，后来不小心踏上去一脚，踩死一大片，才知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钓鱼用的饵全都是蝗虫。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鱼居然也能给骗上钩。
我记得小时候，还在县城上小学时，我经常穿过整个县城去到北山脚下找一个叫燕燕的女孩玩。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霞霞，一个叫明明。她们的房子很破，但是很大，院墙从南到北、山上山下地围了一大圈，空空荡荡，差点儿就无边无际了。她们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我们就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后来我们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滩、起伏的沙丘。我们去拾干牛粪，拾回来可以当柴烧。因为她们家很穷，穷人就烧这个，富人则一年四季都烧煤。我们去了很远很远，远得快要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回来时，红日悬在山头，晚霞辉映大地。我们开始捉蝗虫玩，那么多的蝗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么多了。
——我们轻轻地走上去，轻轻地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就逮住了。捂在手心，感觉它在手心里微弱地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于是捏在手心里总是令人异样地兴奋。它的腿能动，关节灵活，触须虽然看来和麦芒一样，但却是有感觉的，是灵敏的，再轻微的触碰都会使它迅速作出反应；还有它的翅子，那么精巧对称对一只蝗虫仔细观察，从寻常中看出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时，世界就在身外鲜明了，逼近了我看到燕燕的眼睛闪着瑰丽的光，抬头一看，绯红的夕阳恰在此时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来，一回头，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圆月静止在群山之上。
蝗虫是有罪的吗？作为自然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种行为只在必然之中：必然会有蝗灾出现的，必须得伤害人的利益，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当蝗虫铺天盖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保护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是不是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损伤？
唉，我们这个地方的农牧民真倒霉，不下雨的时候总是会闹旱灾，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灾；天气冷的时候有雪灾，太热了又有冰雹灾；秋天会有森林火灾，到了夏天呢，看看吧，又总是有蝗灾。此外还有风灾啊、牲畜瘟疫啊什么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并且也不认为受点天灾有什么太委屈、太想不通的。
蝗虫也愿意在这里生活呢，草一片一片地给它们咬得枯黄，于是羊就不够吃了。蝗虫真可恨，但也可怜，因为它们的初衷原本只是找口吃的而已，和羊一样。
比起蝗虫，羊群的规模更大，而且发展态势更是不可阻挡。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向羊的利益倾斜，其实是向自己的利益倾斜——我们要通过羊获得更幸福的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住了。
蝗虫来一拨，就消灭一拨。我们真强大，一点儿不怕它了。
可是，这是不祥的。因为蝗虫仍在一拨一拨地继续前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对付（名字也越来越神气，什么“亚洲飞蝗”啊，“意大利蝗”啊）。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又想起童年中的燕燕和明明，此时，不知她们正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平凡地生活，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蝗虫的事情，一日一日地被损耗着。
“小鸟”牌香烟
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当地人民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
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