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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换了一位飞行员，波音 727开始朝一片高山环绕的沙尘盆地俯冲，那里就是喀布尔机场。紧张的空姐们开始祷告，祈求安拉让她们平安降落。飞机在洛革山附近转弯，摩顿森清楚地看见被烧黑的老式苏制坦克外壳——不是掩藏在山洞洞口附近，就是散落在路旁。对现代的激光制导武器而言，要锁定这些坦克进行攻击实在太容易了。
几个月来，摩顿森一直在关注此地的动态。凯西·甘农跟他在万豪酒店见过面后，又勇敢地回到阿富汗首都进行采访。从她的电子邮件中，摩顿森得知北方联盟的坦克正往南挺进，美国轰炸机集中轰炸喀布尔最繁华的地段“宾客街”，而胆怯的塔利班则开始撤退。他还从凯西的信中得知， 2001年 11月 13日，当禁止音乐的塔利班政权终于瓦解，喀布尔民众纷纷走上街跳舞，拿出藏匿已久的收音机和卡带大声播放音乐。
现在已经是 2002年 2月中旬。虽然在远处的怀特山脉仍有激烈冲突，但摩顿森也从飞机上看到美军地面部队正在清理部分地区的抵抗力量，他认为
在北方联盟和美军盟友控制下的喀布尔应该足够安全，打算前往一看。
走往航站楼的路上，摩顿森看见一组扫雷人员，坐在装甲推土机里清理机场跑道边缘地区，他不由得质疑自己此行是否明智。几架被炸毁的飞机残骸仍留在原地，漆黑的尾翼宛如警告的旗帜；躺在坑坑洞洞跑道上已经烧焦的机身，像是解体的巨大鲸鱼骨架。
机场航站楼旁，一辆烧得焦黑的车整个儿翻了过来，看底盘应该是辆大众甲壳虫。车子在强劲的风中轻轻晃动，引擎和座舱被拆得一千二净。
没有灯光的入境厅里，只有一位海关人员坐在桌前，凭屋顶破洞透下来的光检查摩顿森的护照。满意之后，他懒洋洋地盖了章，挥手示意摩顿森通过。
每次抵达巴基斯坦时都会有人接机，摩顿森早已习惯了。每当他走出伊斯兰堡机场，映入眼帘的总是苏利曼笑嘻嘻的脸。在斯卡都，费瑟·贝格还直接进到停机坪上，因此摩顿森一踏上地面，贝格
就能执行保护勤务。但此刻在喀布尔机场外，他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周围是一群急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他选了最不积极抢生意的一位司机，把背包塞进后备箱，跟着司机钻进了车。
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战争也造成了阿布杜拉·拉赫曼身体上的残疾：有一天他开车时，路肩一颗地雷刚好爆炸，导致他严重灼伤——眼睑没了，右半边脸完全拉平紧绷，双手严重烧伤，连方向盘都握不紧。尽管如此，凭熟练的驾驶技巧他还是能应付喀布尔混乱的路况。
另一方面，阿布杜拉也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得身兼数职才能养活家人。除了开出租车，他还在喀布尔的军医图书馆兼差，薪水是一个月一块两角美金。他负责看守三个上锁柜子里发霉的精装书——在除了《古兰经》什么书都烧光的前塔利班政权统治下，这些书能保留下来十分难得。阿布杜拉把摩顿森载到他未来一个星期的家——弹痕累累的“喀布尔和平宾馆”。
在没电没自来水的小房间里，摩顿森隔着窗棂
往外看，看“巴格一耶一巴拉”街旁成排的受损房舍，以及瘸着腿走在街上的受伤民众。摩顿森想拟出个行动计划，但这就像要看清街上穿着深蓝“布卡”，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妇女一样——实在太难了。
抵达阿富汗之前，摩顿森有个大致的想法：租辆车直接到北边去找当初请他帮忙的那些骑马人。但很明显，连喀布尔都还不太安全，此时盲目跑到乡间无疑是找死。半夜，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冻得发抖，还经常听到自动武器的交战声。塔利班残余势力从山区射向城市的火箭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喀布尔各地。
阿布杜拉把摩顿森介绍给他的朋友哈什玛图拉，那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哈什 （他要朋友这样叫他 ）曾经是塔利班士兵，后来因伤得以退役。
“就像很多塔利班的士兵一样，哈什只是理论上支持圣战而已。”摩顿森解释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希望自己成为电信公司的技术人员，而不是塔利班士兵。问题是他没有机会。从宗教学校毕业
时，塔利班给他三百元美金要他加入队伍，他把钱寄给在霍斯特的母亲，然后去报到，接受军事训练。 ”
北方联盟的火箭弹击中了哈什驻守的战壕，他因此受了伤，退役下来。四个月后，哈什背上的伤口仍然会渗出脓水，呼吸稍微一急促，受损的肺部就会发出哮鸣声。但令他欣喜若狂的是，再也不用遵守塔利班严格的规定，于是他把胡子剃干净了。在摩顿森帮他处理伤口，进行完整的抗生素治疗后，哈什就把这个他见过的唯一的美国人当成了朋友。
喀布尔所有的学校，几乎都和这座城市一样，在战争中严重受损。政府方面正式宣布将在晚春重新开放学校。摩顿森告诉哈什和阿布杜拉，他想看看喀布尔的学校，于是一行人坐上阿布杜拉的黄色丰田车去找学校。结果他们发现，喀布尔一百五十九所学校中只有两成勉强还能让学生上课。换言之，要想收容城市里的三十万名学生，学校得开很多班级，早晚都开课，并且利用户外场地，否则就只好在几乎变成瓦砾堆的危房里上课。
杜尔哈尼高中就是典型的例子。穿着灰蓝色“布
卡”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告诉摩顿森，一旦重新开放，这栋建于苏联时代、严重损毁的校舍就得设法收容四千五百名学生，九十名老师必须每天三班制轮班教学。禁止女性受教育的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许多先前躲起来的女孩子现在都会出来上学，所以入学人数还会增加。
“乌兹拉的话震撼人心。”摩顿森说，“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坚强、骄傲的女性，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她的学校围墙全成了碎石堆，屋顶也掉下来了，但她还是每天到学校工作，努力让学校恢复正常，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方法。 ”
摩顿森想去喀布尔市政府为中亚协会办理登记手续，以便盖学校时申请各种正式许可。但这座城市不仅电力和电话系统失灵。一政府的行政系统也严重损坏。
“阿布杜拉带着我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政府机关里都没人。所以我决定直接回巴基斯坦收集建材，然后立即着手支援。 ”
摩顿森在喀布尔待了一个星期，搭乘红十字会的专机飞回白沙瓦，前往桑夏图难民营，察看老师们是否都领到了中亚协会发的薪水。摩顿森心想，到过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的问题就显得容易多了。从桑夏图难民营到边境时，他停下车想给坐在路边几袋马铃薯上的小孩儿照相。透过相机取景窗，他发现孩子们脸上都带着他在喀布尔常见到的恐惧。摩顿森放下相机，上前用帕施图语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
最大的孩子叫阿哈玛，大约十三岁，看到有同情他们的大人，明显松了口气。阿哈玛说，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父亲从白沙瓦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带回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小村庄去卖，结果和其他十五个人一起，被美国飞机扔下来的导弹炸死了。
阿哈玛带着两个弟弟回到白沙瓦，又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回家乡去卖。一个认识他父亲的摊贩可怜他们，给了他们折扣，还安排他们搭车回村里，他母亲和妹妹都还在那里为父亲守孝。
阿哈玛谈到父亲的死时神情茫然，没有什么情
绪反应。摩顿森认为，这孩子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摩顿森也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创伤。苏利曼把他从白沙瓦机场接到“甜蜜之家”后，他连续失眠了三个晚上，不停回想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形。看到喀布尔和难民营的悲惨境况后，他期待着尽快回到斯卡都。但愿它还是熟悉的老样子。但当他打电话给帕尔维，询问当地学校的最新状况时，却发现事实和他期望的全然不同。
帕尔维说，北部最有权势的毛拉之一阿嘎·穆巴拉克手下的恶棍，几天前破坏了中亚协会最新的学校计划——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一开始他们想把学校烧掉，但由于木头屋梁和窗框都还没安装上，所以学校只是被烧黑了，没有其他损失。于是这帮人又拿着大锤猛砸，直到学校的墙——辛苦挖凿的石头和灰泥砌成的石砖墙——变成一堆堆碎石头。
摩顿森赶到斯卡都，准备针对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却发现更多的坏消息在等着他。阿嘎·穆巴拉克发出了“法特瓦”禁令，禁止摩顿
森在巴基斯坦工作。
在印度饭店二楼的私人餐室里，摩顿森和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在放着茶和甜饼干的桌边开会。帕尔维叹着气，“这个毛拉和喜玛斯尔村的村议会接触，说如果想让他同意盖学校，他们得付钱。村议会拒绝了，他就把学校毁了，而且发出了‘法特瓦’禁令。 ”
“我简直气炸了。”摩顿森说，“我想立刻把军中的朋友集合起来把穆巴拉克的村子给拆了，好好吓吓他，让他不敢再来找麻烦。 ”
帕尔维则建议采用一劳永逸的办法。
“如果你用军队把这个土匪的家包围起来，他什么事都会答应你，但等军队一撤走，他就又会变卦了。”帕尔维说，“我们得把这件事在法庭上一次解决掉。宗教法庭。 ”
凭这些年来的经验摩顿森知道，帕尔维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帕尔维会同摩顿森的老友麦迪·阿里，一起向斯卡都的伊斯兰法庭投诉，因为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就是村长麦迪·阿里带头建造的。帕尔
维建议摩顿森不要介入法律诉讼的事情，继续开展帮助阿富汗的重要工作。
摩顿森随即从斯卡都打电话给美国的理事会，报告他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希望他们同意他购买一些物资运到喀布尔。出人意料的是，茱莉亚·柏格曼想飞到巴基斯坦来，陪他一起从白沙瓦开车去喀布尔。
“她非常勇敢。”摩顿森说，“我们要走的路沿途战火未熄，但我无法劝退柏格曼，她知道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统治下所受的苦，急着想去帮忙。 ”
2002年 4月，金发的柏格曼穿着夏瓦儿卡米兹，和摩顿森一起越过兰迪科塔尔边防站，爬进苏利曼的朋友摩尼尔安排的货车，准备前往喀布尔。车子后座和货箱塞满了他们在白沙瓦买的建材。苏利曼没有护照不能跟去，很生自己的气，连声催摩尼尔叮嘱司机小心驾驶。普什图族的摩尼尔靠在车边，用手掐着同是普什图族的司机的后颈。“我发誓， ”他说，“如果这位先生和夫人出了什么事，我会亲手杀了你。 ”
“让我们惊讶的是，整个边境竟然完全开放。 ”摩顿森说，“我没看到任何守卫，本·拉登完全可以带着一百名士兵大剌剌走进巴基斯坦。 ”
到喀布尔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却花了十一个小时。“一路上，到处都是烧毁炸坏的坦克和军车，跟美丽的风景形成强烈对比。 ”柏格曼描述，“红红白白的罂粟花到处盛开，远方白雪覆盖的山峰让乡间显得格外宁静。 ”
“我们到贾拉拉巴德的时候，就停下来在史宾加尔饭店喝茶吃面包。”摩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