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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重申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态度，并且指出，这种联合并不是“合并”，无产阶级还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②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党在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却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这当然离不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也与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不无关系。中共二大表明：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尽管它还有缺陷和不足，但从革命纲领的制定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提出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作为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二大选举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是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
十 主持“一劳大”
张国焘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等着他，这就是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为了促进全国工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迎接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通告刊登在一些报纸上，同时也以公函的形式发往有关机构。当时为了争取和团结各派的工人团体，除了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会受到邀请外，其他各党各派所组成的工人团体，都在被邀请之列。通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是： 纪念五一劳动节；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讨论各代表提案。
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负责召集全国性的会议，所以十分重要。大会能否如期举行，直接关系到中共今后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初即通告各地党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要求各地协助工会选派代表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向各地工会发函，征求他们的同意。在得到一些工会的响应后，书记部便于4月20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了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正式通知。
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共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27万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参加大会的工会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有招牌工会由资本家领导或控制的工会。，甚至还有工商混合组成的团体。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页。
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全体与会代表和广州市工人群众5万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游行的人每人都拿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万岁”、“劳工神圣”等字样。游行队伍集中到市第一公园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张国焘发表了演讲，陈独秀、张太雷也讲了话。
当天晚上，劳动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开幕。会场上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标语。
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会上曾发生过不少冲突，但由于共产党人善于掌握政策，排解纠纷，采用民主讨论、互相协商、求同存异的方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会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
提交大会并通过的决议案中，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是大会讨论最热烈的提案，这三个核心案中，有两个是共产党人提出的。
鉴于共产党在会前和会中的显著影响和作用，大会代表一致动议： “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邓中夏对此评价说：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这次大会的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提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是全国惟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5页。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整个进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出色的组织作用，其基本政治主张被与会代表普遍接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各地工人中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积极活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就发动了48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7万之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2年2月，租界巡捕房查抄书记部机关——上海北成都路19号，并传讯了李启汉。3月，张国焘从苏俄回国后，得知这一情况，便采取了措施： 办公处不存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文字；人员尽量分散居住，秘密工作；聘一英籍律师为法律顾问。
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料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久的6月初，李启汉再次被便衣侦探诱捕。
李启汉的这次被捕，董锄平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所致。他回忆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而且还要谈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三个人都在那里。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这个人穿了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后，讲话的声音很大，这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其实，这次当我们发现来的人不对路时，可以不去开门，张国焘更不应该叫李启汉下去接待。”董锄平： 《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李启汉被捕后，《劳动周刊》也被迫停刊。7月16日，租界巡捕房查抄北成都路19号，并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要求会审公廨将其封闭。7月2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被查封。
在这种情况下，书记部只得于8月迁往北京。从此，书记部的工作改由邓中夏负责。张国焘仍负责全国工运工作。
十一 宣传党的主张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期间，由张国焘暂时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张国焘一反往日注重实际工作、不善舞文弄墨的特点，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
众所周知，多年来，陈独秀靠着一支笔，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抨击时事，或宣传新思想，总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张国焘的文章无论从语言的运用还是从看问题的深度上，都无法与陈独秀的文章相比。不过，这些文章在指导全党的思想和向社会表明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喉舌作用。同时也是研究张国焘在20年代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张国焘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
张国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65万同胞和上海150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150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杀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所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非打倒不可。
帝国主义在用武力侵略中国之后，现在又进行经济侵略，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目的“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国焘称这种经济侵略国家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作“侵略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和武力侵略相比，经济侵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不易引起被侵略国人民的直接反抗，不需要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却“更能深刻地普遍地榨取弱小民族的**，一滴不漏”。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④张国焘：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出版。打倒帝国主义，只能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张国焘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坐以待毙，决不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不闻不问，决不能做“驯熟了的奴隶”张国焘： 《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出版。！
针对日本占领山东问题，张国焘呼唤国民运动的领袖们： “倘若你们不愿意你们所代表的国民运动慢慢死去，你们是应该出来引导民众做反抗日本的行动呀！”他呼唤青年学生们： “应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发动和五四运动一样的热烈运动呀！”他鲜明地指出，“筹款赎路并不能挽回山东被侵略的情势，只有学俄国劳苦群众夺回海参崴，和土耳其夺回君士坦丁一样的方法，才是把青岛夺回的惟一方法”，⑤张国焘： 《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总之，“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④。
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张国焘认为，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就拿反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