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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张国焘不仅赞同十二月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尽量贯彻执行。
作为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张国焘遵照十二月会议精神，忙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
在张国焘眼里，首先看到的不是工农运动起来后正确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错误。他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粗暴地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汉工人“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0页。。这样，十二月会议后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纠正工人运动中这些过“左”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种种妥协让步，都未能感动国民党右派这个“上帝”，相反却助长了其反动气焰，更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陷于被动局面，导致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十九 难挽狂澜
当时代进入1927年时，一个个厄运便相继降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无论是谁，也难以使其改变。
1926年年底，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经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信任的蒋介石，便再也不愿意掩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过去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强行扣留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企图迫使已经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称臣于南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不料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仅使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在受到两方面反对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
迁都之争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的野心有丝毫的收敛。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散布对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言论，并指示他的爪牙破坏工农组织和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各级党部。
然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信任。《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说他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领导。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反动，却找不到抵抗这种反动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改变共产国际、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政客式的伎俩，玩弄什么“迎汪抑蒋”、“迎汪反蒋”、“蒋汪联合”等等政治“魔方”，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失时机，使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之后，原来屯兵龙华、对工人起义袖手旁观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并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当北伐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是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发展，于3月24日下午借口北伐军攻进南京城时发生侨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严重的伤亡。“南京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共中央驻地仍在上海的情况下，4月4日，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决定举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委员会领导。
4月10日，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全名马纳本德拉？拉特？罗易，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27年2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抵达广州。1927年8月返苏。后因攻击共产国际于1929年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54年1月病死于印度台拉登寓所中。、多里奥、福京等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央机关的所有档案转到汉口，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这是针对局势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未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蒋介石会被上海资产阶级支持的群众运动所淹没。而张国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警告人们不要抱有这些幻想，结果被斥为失败主义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突然严峻的形势，还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蒋介石这只“柠檬”挤干以后再扔掉。鲍罗廷也认为他的口袋里还有“草”，还能牵制蒋介石。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蒋介石这个尚未被斯大林挤干汁的“柠檬”，这个还未将鲍罗廷口袋里的“草”吃净的“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的反动军阀也纷纷效仿，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的叛变给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之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而是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便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在汉口拉开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张国焘在五大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
五大未能就党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为如何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经常召开会议。所有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中度过，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结果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陈独秀或鲍罗廷说了算。张国焘对此状况不满。在5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张国焘对鲍罗廷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而提出的退让意见鲍罗廷的意见是： （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其中第（3）点是要求对农民运动作出限制。表示反对，他说： 鲍罗廷指责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政策，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一方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方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并借机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