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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发言令米夫等人颇为不快。这次会议未能作出结论，众人便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这次，米夫没有出席，却派来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秦邦宪指责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常斗争的发展。张国焘立即给予回击，他声明： 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他个人的问题。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但张国焘与米夫等人的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
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内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借机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
王明一伙经常在中大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尤其是团长瞿秋白。他们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给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诽谤。
是年夏，中山大学暑假将至，王明教条宗派为了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于是向米夫建议： 借期末例行的学年总结之机，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又提议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公开批判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对于米夫、王明宗派的阴谋是有所觉察的。当时，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态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绝出席大会，而让张国焘出席，并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芬可夫斯基在大会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图，猛烈攻击中共代表团和广大学生。他以“老子党”的口吻，声称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跺脚声震耳欲聋。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在会场秩序极为混乱的时候，正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走到台前说服大家让芬可夫斯基把话讲完，有什么意见再上台来讲，这样会场才安静下来。
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针对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作了答辩，批驳了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张国焘在讲话中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但是王明宗派集团的一些人以米夫为靠山，并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团卷入中大的斗争不能自拔，而张国焘已经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想脱离开这个斗争的旋涡，以免引火烧身。于是，他以需要深造为由，在得到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的同意后，到列宁学院当上了旁听生。
1929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而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山大学“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
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
1931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决议案指出：
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上述代表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与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党的建设》第4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传达到中共后，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左”倾观点。在此基础上，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对于立三中央6月11日决议，共产国际是不赞成的。在审查了这个决议案后，共产国际立即致电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个决议。被米夫扶持上台的王明
李立三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后，向远东局提出抗议，认为6月11日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不仅如此，立三中央还违背国际要求，向全党公布了这个决议，并且加紧布置城市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
7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并电令中共中央停止发布6月11日决议。
然而，李立三这时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他一面继续坚持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一面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并且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多次制止置若罔闻，与远东局形成尖锐的对立。
立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不仅白区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残，而且红军和苏区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纠正这一错误。
7月末，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但由于李立三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关系问题上方法不当，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当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把它上升为路线错误，认为立三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然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却逐步升级，将立三“左”倾错误斥之为“路线错误”。只是此时还没有公开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闻到风声，便对人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本来是张国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却被人汇报给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与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当场有十多人签名，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立刻回国，以便使他能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认清这一问题。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把立三错误定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支持已于1929年3月回国的王明，“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扶持王明上台；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错误。
为了在中共党内造成一种支持王明的势力，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国际执委会开始考虑派张国焘回国的问题。但因为张国焘曾经是“反国际”的代表，所以对他回国后能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办事又有担忧。这种担忧被一个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张国焘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柏金斯基告诉张国焘： “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