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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张国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更由于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 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女学生叫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国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 《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 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四 相约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重理学业的愿望，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再次离京，逃到上海。
对于张国焘来说，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张国焘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张东荪；戊戌变法的巨子、刚刚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他还拜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就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
由于张国焘与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的缘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为“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负责整理会务、发展组织等工作。这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介民、曹亚伯，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张国焘本欲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以期将来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
这个协会号称有一万会员，然而经过张国焘实际调查，所谓的会员只是仅仅见诸于名册而已，实际上不过是这个工厂几个人、那个工厂几个人。而多数注册会员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属于哪个工厂，可以断定，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工人。至于协会的主要业务，也仅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一些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主张而已。协会的领导成员，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对工作根本没有兴趣。准备大干一场的张国焘，见此情景十分失望，只做了个挂名的总干事。
今天，当我们对张国焘这段经历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看到他与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以及国民党要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是反共的）有过接触，就断定他可能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进而认为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才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打破了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当时，张国焘已经23岁，以往的经历已使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他虽然佩服梁启超、张东荪的学识，尤其是梁启超变法的胆识，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蓬勃向上的精神相比，他更清楚地从梁启超身上看到了研究系的失意和改良道路的末日。从梁启超不再参与政治、决心只搞学问研究的一番谈话里，他体味到其中厌倦的情绪与消极的慨叹。从此，他曾崇拜的梁任公在他心目中已不再那么光彩，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他曾十分敬仰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小时候，他曾因能亲眼目睹黄兴的风采而激动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这次到上海，经过与孙中山以及其他几位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他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领袖久存的仰慕之情，看到了他们因屡受挫折而郁郁不得志的境况。尤其是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一职后，他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涣散无力、人浮于事、求名而不务实、忽视扎实的基层工作、热心于上层活动等弊端。所有这些，都使张国焘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也许正是由于在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任总干事的亲身实践，他后来才那么坚定地对共产党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
正当张国焘不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何处的时候，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因躲避警察的逮捕来到上海。
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的路上，他们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李大钊返京后，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到达上海的陈独秀也开始了积极创建共产党的工作。
张国焘是在许德珩约他为陈独秀寻找住处时，才得知陈独秀来沪的消息。从此，他与陈独秀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
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考虑已久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召开筹备会。到会者有陈独秀、汪孟邹、康白情、刘清扬、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萧子璋等20余人，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统模： 《一九二○年初陈独秀两次离京南下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时，正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初创时期。张国焘亲眼看到了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也参与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等人的密切往来；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关于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以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出路的教诲。虽然他并不知晓李、陈相约建党之事，但从陈独秀的言行中，他已体会到了一种与梁启超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全然不同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国焘还在诸多的政治团体和派别面前徘徊彷徨、犹豫不前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知道自己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了。
5月初，张国焘辞去协会总干事一职，返回北大。
与他半年前离开时的情形相比，北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他回校前的一两天，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500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由何孟雄带领的八名同学，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每人手执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字，高喊“劳工万岁”等口号，身上携带传单，由马神庙出发，分别向市民宣传。
邓中夏等人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上街讲演，张贴标语，并深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上海的经历，北京的所闻，都使张国焘激动不已。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到埋头读书的境况之中去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校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了李大钊。
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他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等，便向李大钊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他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