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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这个混帐男人留下了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后，就提起两只篮子下楼了。篮子里装的是最后要拿走的东西。我九岁的同学扑在窗口，在阳光里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父亲从容不迫地走去。
国庆最初的悲伤，是他走入那两个被搬空的房间开始的。即使那时他仍然没有去想父亲已经永久抛弃他了，他的眼泪和哭声是因为突然面对了空荡荡的房间。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没有被破坏的环境让他渐渐平静下来，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左思右想。这个房间我去过多次，我极喜爱那里的窗口。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是在这天下午找到我以后。那时我正在擦李秀英的宝贝窗玻璃，我听到他在屋外的一声声喊叫。我不敢离开尚未擦完的窗户，是李秀英无法忍受国庆那种如同玻璃打碎似的锐利喊叫，这个坐在床上的女人痛苦不堪地对我说：
“你快去让他闭嘴。”我怎么能让一个遭受不幸的人闭上嘴巴呢？我们站在屋外的石板路上，身后的木头电线杆发出一片嗡嗡的声响。我忘不了国庆当时苍白的脸色，他杂乱无章地告诉我上午发生的事，那时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我所听到的*且欢讶缤*苍蝇一样乱糟糟飞来的印象，他父亲搬动家具时的巨大力气，以及提着篮子出门这样的印象。我无法知道哪些应该在前，哪些应该在后。国庆是在向我讲叙时终于逐渐明白了过来，他的讲叙戛然而止，我看到他眼泪夺眶而出，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都明白的话：“我爹不要我了。”那天下午我们找到了刘小青，他正扛着一个拖把满头大汗地往河边跑去。国庆的眼泪汪汪让他大吃一惊，我告诉他国庆被他爹丢掉了。刘小青和不久前的我一样莫名其妙，我冗长的解释和国庆不住的点头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立刻说：“找我哥哥去。”去找那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刘小青当时的骄傲恰如其分。谁不想有这样的哥哥呢？我们走到了他端坐的窗下，那时轮到刘小青去讲叙一切了。这个手拿笛子的大孩子听完后显得十分气愤，他说：“岂有此理。”他将笛子迅速一插，翻身越出窗外，对我们挥挥手说：
“走，找他算帐去。”我们三个孩子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清晨那场暴雨使街道旁的树木挂满雨水。前面走着一个单薄的大孩子，他的笛声固然美妙，可他能打败国庆的父亲吗？我们三个人傻乎乎地跟着他，他发怒的样子让我们充满信心。他走到了一棵布满雨水的树下，突然沉思起来，可是等到我们也走入树下后，他立刻抬腿猛踢一下树木，同时自己逃离了出去。树上的雨水纷纷落下，淋得我们满身都是。他却哈哈大笑地回家了。
他的行为很不光彩，否则刘小青不会面红耳赤。尴尬的刘小青对国庆说：“去找老师吧。”
湿淋淋的国庆摇摇头，哭泣着说：
“我谁也不找了。”我的同学独自走去了，这个聪明的孩子能够说出他所有舅舅和阿姨的姓名。他回到家中以后，想到了死去母亲的兄妹，于是他就坐下来给他们写信。他的信是用铅笔写成的，写在从练习簿里撕下的纸上。他在表达自己处境艰难时，显然更为艰难地写下了这些。不久后，他母亲的兄妹全部赶来，证明了他在信上准确地表达了一切。
国庆以他童年时的细心，记住了所有舅舅和阿姨所从事的工作，从而使他能够开出八张信封。但是他不知道信该如何寄出。他在屋中时将八张纸叠成了八个小方块，他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然后他将它们捧在胸前，向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走去。一个坐在邮局里的年轻女人接待了我的同学，国庆怯生生地走到她面前，用令人怜悯的声调问她：
“阿姨，你能像老师那样教我寄信吗？”
那个女人却这样问他：
“你有钱吗？”国庆让她吃惊地拿出了十元钱，虽然她帮助了他，可她始终像看着一个小偷那样看着我的同学。
国庆母亲的八个兄妹赶来时，气势十分盛大，他们以强有力的姿态护卫着国庆走向他的父亲。被八个成年人宠爱着的国庆，一扫这些日子来的愁眉苦脸，他神气十足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回头吆喝我和刘小青：
“跟上我们。”
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和一群成年人走在一起，我的骄傲仅次于国庆，我看到刘小青同样也耀武扬威。就在这天下午，国庆喜气洋洋地向我们宣告：他的父亲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了。
这是我来到孙荡后第一次傍晚出门，我请假时向王立强说明了这一切，王立强令我感激地允许我在黄昏时刻走出家门。他支持我这时候和国庆站在一起，但他警告我什么话都不要说。事实上我和刘小青根本进不了国庆父亲的新婚之屋，我们只能站在屋外的泥土上。前面是一堆矮小的房屋，我们很奇怪国庆的父亲为何放着楼房不住，却住到了这里。
“这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
我和刘小青都这么说。我们听到了那八个来自外地成年人的声音，他们的城市口音给我们带来了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的气息。这时候两个比我们小得多的男孩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蛮不讲理地要我们滚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国庆父亲新娘的两个宝贝儿子。我们被两个小得多的男孩驱赶，这简言太荒唐可笑。我们警告他们，应该是他们立刻滚蛋。于是他们用唾沫向我们射击，我和刘小青走上去给他们各自一拳。这两个外强中干的小家伙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他们的援兵立刻从那堆矮小的房屋里冲了出来，是一个像猪蹄子那么胖乎乎的女人，那是他们的母亲。国庆父亲的新娘唾沫横飞，凶神恶煞似的扑了过来，吓得我和刘小青拔腿就逃。这个女人用男人惯用的脏话尖声咒骂着，追赶我们。她一会儿叫嚷着要把我们扔进粪坑，一会儿又发誓要把我们吊在树上，她追赶时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可怕的结局。我在疲于奔命时回头张望了一下，看到一个胖女人身上的肥肉胡乱抖动，这情景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这么胖的女人即便压一下，都能把我们压死。直到我们逃过了一座石拱桥，才看到她骂骂咧咧地走回去，她可能感到更重要的是立刻去援助她的新郎。确定她没有在什么地方埋伏下来后，我和刘小青胆战心惊地往回试探着走去，就像电影里深入敌区的侦察兵那样小心翼翼。那时天色已黑，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地方，在照射过来的灯光里，我们所听到的依然是那八个兄妹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国庆父亲的声音？过了很久，我们终于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就是那个追赶我们的声音，她告诉他们：
“你们是来打架，还是来讲道理。打架要人多，讲道理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全都给我回去，明天派一个人来。”
这个粗俗的女人一旦开口，竟然还能让语言充满威力。她盛气凛人地让他们回去，就如她的儿子让我们滚蛋。那八个来自城市的兄妹无言了片刻，随即他们的话语蜂拥而出。我和刘小青一句都听不明白，那么多人同时说话，来到我们耳中时等于什么话都没说。国庆的父亲是这时候开口的，否则我们还以为他不在呢。那个我很不喜欢的男人怒气十足地对那八个兄妹喊道：“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们声音这么大，让我以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
“谁不负责任了？”接下去犹如房屋倒塌似的争吵不休，似乎有几个男人要去揍国庆的父亲，而几个女人声嘶力竭地阻挠着他们。国庆母亲的兄妹们隐入了愤怒和苦恼之中，这一对新婚男女要命的固执，使他们精疲力竭地讲叙道理之后，蓦然发现根本就没有听众。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来和这一对男女认真地说话。应该是大哥吧，八人中为首的那一位，决定不把国庆交给他们了。他对国庆父亲说：“就是你愿意抚养，我们也绝不会答应。你这种人，简直是畜生。”这八个成年人从那里走出来时，让我们听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呼吸声。饱受惊吓的国庆走在他们中间，恐惧不安地看着我和刘小青。我听到他们中间一个男人说：
“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
过度的气愤使他抱怨起了国庆已经死去的母亲。
在细雨中呼喊
国庆由他们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此后每月他们都各自给国庆寄来两元钱。那个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成了国庆财富的来源。他每个月都有几次向我们得意洋洋地宣告：“我要去邮局了。”国庆最初得到十六元生活费时，也使我经历了童年时最为奢侈的生活，还有刘小青和别的几个同学。我们紧紧跟随着国庆，他的嘴时时向往着那些糖果和橄榄。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他给予了我们和他一样的享受。他像个阔少一样挥霍自己不多的钱财，我们每天清晨向学校走去时，都在心里期待着他的挥霍。于是到这个月最后的十来天，我的同学就一贫如洗了，他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施舍充饥。我们却无法像他施舍我们时那么大模大样，我们在家中开始了行窃。偷一把煮熟的米饭，偷一块鱼、一块肉、几根蔬菜。都用脏乎乎的纸包起来送给国庆。国庆把它们摊开放在腿上，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把咀嚼的声音搞得那么响，让仍站在一旁早已吃饱的我们垂涎三尺。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老师，那个打毛衣的张青海，收走了国庆的生活费代为保管，每月只给他五角钱零用。即便这样，国庆依然是我们中间最为富有的。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逐渐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他在心里从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他没有仿效父亲的行为，也将父亲抛弃。相反父亲依然像过去那样控制着他，我们的老师可能是常常忘了国庆的现状，他仍然用向父亲告发这样的方式，来让做了错事的国庆胆战心惊。我的同学那时竟然不去想自己早已是自由自在，而是毫无意义地忐忑不安着。对他来说，父亲似乎依然时刻注视着自己。
另一方面，他以孩子的天真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激动不安。其实他父亲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街上的偶尔撞见，那个男人六亲不认的神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朝一日来到国庆的床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站在街旁，用小石子打路灯。这个主意完全是国庆想出来的，我们劲头十足，都期望着自己砸碎路灯。当一个成年人走过来制止我们时，我和刘小青吓得撒腿就跑，令我们吃惊的是国庆寸步未动，他站在那里响亮地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灯。”
可是那时候国庆的父亲突然出现了，国庆立刻丧失了刚才的勇敢，而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叫了一声：
“爹。”
随后向父亲申辩自己没有砸路灯，他那时像个十足的叛徒指着我和刘小青说：“是他们在打路灯。”国庆的父亲却是恼怒地说：
“谁是你的爹？”这个男人放弃了对儿子处罚的权利，对国庆来说，这样的打击远甚于放弃对他的照顾。接下去我们看到的国庆是那么的可怜巴巴，他穿越马路走来时都咬破了嘴唇，他竭力忍住了急欲流出的眼泪。就是这样他依然坚信有朝一日醒来时，会看到父亲站在床前注视着他。有一次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一旦他父亲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