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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迪惊讶地说：“东哥对面条这么在行啊。”
雷卫东腼腆地一笑说：“媳妇就是压面条的，干五六年了，在海淀区一个菜市场旁边租的房子，孩子在那边上学。有时候我去市里，媳妇也给我做排面条吃，只要面场好了，手擀和破子压区别不大的，这都吃过多少次了，不是理论上的。”
方迪明白了，难怪雷卫东对面条有些了解。
雷卫东说：“这二呢，杠子压面机你没必要一下子做两台，你也不是现在就用的，可以先做一台，看看，不可能一下子都合适的，得有个改进的过程。”
少开发两台机器于成本意味着什么，这个账不用算就知道，方迪说：“谢谢东哥，太谢谢了，这样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不行还可以再改进嘛。”
张娟也说：“就是，就是。”
雷卫东说：“那这两个问题你都同意了？”
方迪说：“同意。”
雷卫东说：“那咱谈条件吧，说实话杠子压面机不复杂，就是上下运动嘛，用凸轮原理和曲轴原理都可以达到上下运动的目的，有点经验的师傅都能造出来。但是这活儿你别说大厂不接了，如果是客户来做这个，我也不接，你就做一台两台，我得设计、琢磨，配件得一个一个加工，要多了你不值当的，要少了我不够麻烦的，造价五六千块不得了了，一台新车床才几万，就那么个东西我要你几万也下不去手。”
方迪点点头，等着雷卫东开条件。
雷卫东说：“我是个掏力干活的，不会兜圈子，咱就开门见山吧。一台杠子压面机和三把切面刀，一万，没多要你的。切面刀利用市场现有的刀片，一片十几块钱，三把切面刀要用260多片，光这一项就3000多，你可以算去。”
孙瑶迫不及待地说：“一万当然可以啦。”
雷卫东说：“我还没说完呢，除了一万，你出钱帮我注册三个商标，名字你想，我没那个脑子。三个商标一个餐馆类的，一个机器制造类的，一个面条类的。你开餐馆总是要注册商标的嘛，带手的事。但是，商标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是张娟。你别以为我跟娟子是商量好的，没有，我撒谎我是孙子，你们也别冤枉了娟子。”
张娟的脸色已经非常不悦了，质问：“东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方迪说：“娟儿，听东哥把话说完。”
雷卫东说：“我接这活儿有几个原因，娟子是我表妹，亲戚的忙我得帮。你那美国朋友的想法不错，说不定是面条的又一次革命呢，因为现在的机器面没有手擀面好吃，做成了你嫂子的面条房也能用，还有人出钱搞试验，我觉得成。万一这机器有市场呢，我就是个掏力千活的，不懂商务，形象、口才都不灵，我拿着商标一点用都没有，我做不起来。娟子是搞商务的，她懂，万一值得她干呢？她要干就用得着我，不值得干也不损失啥。”
方迪说：“理解。”
雷卫东说：“我就这点要求，你考虑考虑，同意咱就签个合同。”
方迪说：“东哥肯做找已经非常感激了，还提了那么好的建议，省了一大块成本，东哥的条件我全接受。机器的造价也许一万不够，所以不局限一万，以好用和耐用为准，最后算总账，还有那三个打火机，也都算到总账里。”
雷卫东说：“那，就这么定了？”
方迪说：“定了。”
第二十一章
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终于，这种情绪演化成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点什么。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把布兰迪写的《去柏林与叶子农见面的情况》重新看了一遍，叶子农让布兰迪看豆子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看这一段，布兰迪写道：他问我连出了多少字母，我说所有的。他说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有根据的，都是真实的。他把这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会有多少观点。他说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奥布莱恩似乎有所触动，他想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下楼了，他要去买豆子。这一带是商务区，附近没有针对居民生活的超市，需要开车到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段或闹市区。很快他找到了一家超市，在停车场找了个空位停好车。
这是一座大型的超市，空间开阔而有序，购物环境舒适，顾客很多，上上下下的电梯将几层营业区连在一起。奥布莱恩站在人口处四处观望着，一时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平日的生活都是家人操持，所以他对购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熟悉。
一个身穿超市制服、胸前佩戴胸卡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奥布莱恩的神情，马上走过来礼貌地问：“先生，需要帮忙吗？”
奥布莱恩说：“我需要买一些豆子，各种颜色的豆子。”
工作人员明白了，说：“您需要的东西在食品区，请跟我来。”
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米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算完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人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米丁，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3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记录。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NRG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0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000万美元。在对NRG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NRG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NRG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府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NRG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NRG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NRG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2．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NRG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长时间的连续思考让他感到脑子很疲劳，甚至有些头痛，思维也变得迟缓了。毕竟是在脑子里推演，各种条件与各种因果关系纷纷杂杂搅在一起，想着这个就漏掉了那个。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为自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这让他想到了多米诺骨牌，用骨牌做沙盘推演形象直观，条件设置不会混淆，比较容易把各种因果梳理清晰。
于是他再次下楼，再次去了买豆子的那家超市。这次他直接去了导购服务台，询问买多米诺骨牌和不干胶贴纸在什么地方，导购小姐告诉他多米诺骨牌在儿童玩具区，不干胶标签贴纸在文具区，并且详细告诉他物品所在的楼层、方位。多米诺骨牌的种类很多，他挑了一种高级纯木的买了一盒，因为服务员说这种木质的声音好听。不干胶标签贴纸他选的是可以写字的那种，每片贴纸的尺寸比骨牌小一点。
奥布莱恩回到总部大楼的时候正值公司下班时间，大家都往外走，他往里去。进了办公室他先在桌上摆了20多张骨牌，骨牌约6厘米高、4厘米宽、1厘米厚，比国际比赛常用的骨牌尺寸大一些，原木色的，黑里透红，手感很滑润。他轻轻推倒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