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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诚说：“蓄意已久……不像。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个政客。”焦干事说：“那布兰迪的可能就更大了，他在离开柏林前特意拜访过叶子农，而方迪的调查报告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志诚摇摇头说：“方迪的调查报告并没什么新东西，只是起到了证实的作用。”秦处长说：“政工专家找到两个，一个是驻德使馆的政务参赞，一个是中德人民友好协会驻德办事处副秘书长，都在柏林，但是找叶子农谈话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我把各路汇总的情况梳理了一遍，我认为焦点是在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上。”
车子进入市区后开始出现堵车，走走停停。正如秦处长所说，有个事聊着时间确实好过了许多，不会觉得那么烦躁了。
秦处长说：“红川警方在叶子农的问题上大致有3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撤案；二是证据充分，发出拘捕令；三是事实不清楚，传唤叶子农到案说明。问题是这是一个被搁置的案子，不立案不行，立了案又查不下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查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叶子农谈话，显然是极不恰当的。谈得好，是不是就可以不查他涉嫌犯罪了？不是嘛，一样要查，谈好谈不好都要查。那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前脚去谈了，警方后脚传唤，你不能干预红川警方办案，可这事它确实又有联系，也就是说谈好谈不好你都是政治迫害，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政治影响会比‘部长事件’更严重。”
这会儿正堵车，焦干事转过身子说：“红川的案子被搁置，不能排除有地方利益保护的成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当事干部是希望查的，有个结论就不留辫子了。红川警方也很为难，是为经济保驾护航？还是漠视犯罪？吃不准了。劳务输出是个新事物，法律确实没有禁止户口迁移的条款，可这事又确实不符合常规，这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该咋摸了。跨国劳务不是红川一家的问题，红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汽车一会儿遇到堵车，一会儿遇到红灯，时走时停。张志诚一边听，一边思考，就这样过了好久。在离机关办公楼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他说：“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小焦跟他们一起回去，老秦跟我去刑侦局。”焦干事回答：“明白。”秦处长说：“好，我开车。”焦千事开车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不宽的小街，找个空当停下车，跟在后面的车见状也停下了。秦处长走到后面的车前跟周秘书说了几句，然后回来坐到驾驶座位。张志诚也从后座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于是，两辆车分别按各自的路线开走了。
秦处长把着方向盘笑道：“咋样，这不算形式主义吧？”张志诚笑笑，然后困惑地说：“这个叶子农……我怎么觉得那么蹊跷呢？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发生了呢？太突然了。”秦处长说：“这一点我也想过，可NRG联盟的公告总是事实吧。因为慕容久在红川跟叶子农待了一个月，我想过从方迪这里作为切入点了解点情况，可慕容久这种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叶子农真有政治上的动作也决不会让慕容久知道，他们之间也没这个基础。”张志诚说：“我看了这段，刑法将来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现在还没增加，只要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当面对质还是出实，都没法律问题。这小子虽然挺赖，但他还是有分寸的。还有个疑点，如果他有心政治，会不会为罗家的事去冒涉嫌犯罪的风险？拿几个钱表示一下就行了嘛，既安全又体面。”
秦处长说：“传他一下。他敢不敢回来，也许就是鉴别真伪的分界线。”
第二十六章
叶子农在有心无心地看书。说有心，因为看书、思考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就像抽烟喝茶一样平常，与工作无关，与生存、事业、成就……统统无关，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仅仅是生活方式。生活中有人嗜烟，有人嗜酒，有人嗜棋……而他则嗜好认识社会结构的因果真相。他从一开始的要弄清楚父母的信仰是什么，逐渐由J喷性到习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活在白己的世界里，没有尊卑贵贱，只有查不完的资料，解不完的题。
说无心，因为他与沃尔斯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从时间推算他觉得就在这几天该发生点什么了，一定会的。他在等，等那个每个下一秒都有可能响起的门铃声，这使他看书时总是不能完全集中精力，总要分出一条神经留意门铃，这很烦人，让人难得清静。叶子农清静惯了，不是那种生活在繁杂事务中的人，喜欢有事说事、没事待着，不喜欢总被个事牵扯着，不管是福是祸，早点了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窗外冰天雪地，而叶子农的卧室里却温暖如春，床上摆满了书。
叶子农很少在书桌上看书，习惯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看书，因为书桌的面积太小，不够他铺张的。他每次看书都是从一本书开始，然后查资料、查词典，床上的书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摆越多，特别是工具书，有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有医学、人口学，而这些工具书又分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通常为了弄清一个概念就要花费很大精力，不但要分析和比较各种版本的解释，更要出离字面去理解概念的本质。
床沿放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贴着一大一小两个标签，左上角的小标签写着“人性与社会”，是这个笔记本的类别。中间的大标签上有三行字，第一行是：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第二行是：人性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第三行是：人性与制度设置原理的关系。这三行字是“人性与社会”这个大类别下的关注重点，即研究方向。
将近傍晚的时候，叶子农看书看累了，眼睛酸胀，就去喝茶休息一下，也就在这时那个让他一直留意的门铃终于响了。
叶子农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却讲的是普通话：“请问是叶子农吗？”叶子农回答：“是。”来人说：“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请你下来一下好吗？带上护照。”叶子农说：“稍等。”叶子农穿上棉衣带上护照下楼，楼下门口站着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出示了使馆人员的工作证件，也看了叶子农的证件。
确认身份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拿出一张传真件，说：“我们受中国警方委托，向你送达红川公安局的刑事传唤书，传唤书的传真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与传唤书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你自接到刑事传唤书15日内回国接受警方讯问，你听明白了吗？”
叶子农说：“听明白了。”使馆人员递上笔和刑事传唤书，说：“请你签收。”叶子农签收之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又拿出一张便条，说：“这上面有3个电话，如果你确定了回国航班希望你能事先通报一下，便于联系。”叶子农接过电话便条说：“可以。”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走后，叶子农回到屋里，继续喝茶。
叶子农在想：这个刑事传唤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跟“部长事件”有关联的。赶在这个时间点上，做有联系的观想不为过分。也许那个“进一步表达诚意”已经发生了，只是由于渠道关系他还不知道。但本质上，两者有没有关联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叶子农的门铃平时是很少响的，除了送洗衣服、订外卖、订机票之类的，他几乎不与人接触。是德国NRG民主联盟的人吗？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有关联，那就肯定不是NRG联盟的人，因为如果NRG联盟公布了叶子农就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部长，是不会事先通知他的，也不会事后告知，只要不见面、不明确，就可以当同意理解。只要一分钟不澄清，这一分钟就可以被当做“推定当事人同意”来使用。
叶子农再次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讲的仍然是普通话：“我，戴梦岩。”叶子农一下子就紧张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也是在这个敏感时间他不愿意看到的。他丝毫没有犹豫，以命令的口吻说：“赶快离开这里，马上。记得那个日本拉面馆吗？到面馆要个单间等我，见了面再解释，注意身后有没有记者跟踪。”戴梦岩显然有点蒙，迟疑了一下说：“我记不得那家餐厅了。”叶子农说：“打车到圣保罗大教堂，那是个地标建筑，往东500米就看到了。”戴梦岩说：“知道了。”叶子农放下话筒，到窗前往外面观察了一会儿，至少以他普通人的观察能力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他很清楚，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已经成为有关联的新闻出现了，他就是已经是被媒体关往的新闻人物了。如果没有记者跟踪，就说明刑事传唤或“部长事件”还没成为新闻出现，或者刑事传唤根本就是孤立事件，不会上新闻……到了这种时候，他已经无所谓怕不怕记者了，他是怕给戴梦岩惹上麻烦。
他穿上棉衣，带上烟和打火机就出去了，开车往日本拉面馆相反的方向走，七拐八拐绕了好大个圈子，一路都在留意后面有没有跟踪。跟踪与反跟踪是一项很专业的技能，叶子农自然不懂，只是凭直觉和电影里看来的那点东西防范一下。大约转了十几分钟，直到他确信没有记者跟踪了，他才驶向那家日本拉面馆。
到了餐馆停好车，他进去问了一下服务员，来到戴梦岩所在的那个单间，餐桌上摆着几个小菜和酒水，戴梦岩的大衣搭在旁边椅子上。
戴梦岩等叶子农脱了棉衣坐下，问：“出什么事了？”
叶子农习惯地点上一支烟，把刑事传唤书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看完刑事传唤书，说：“到底还是出事了……你打算怎么办？”
叶子农说：“打算什么，公民还可以不遵守法律吗？”
戴梦岩回答：“不可以。”
叶子农说：“这不得了。”
戴梦岩问：“我能做点什么？”
叶子农说：“回去，好好拍电影，好好过日子，待在适合你待的圈子里。”
戴梦岩停了片刻，说：“当然，婊子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