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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看见电梯门上的指示灯不停地变化。他泄气地靠在墙上，手向臀部摸去。
电梯门打开了。汉斯出来了，脸色苍白。那个希腊人跟在后面，精神错乱一般，向汉斯挥舞着拳头，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希腊语，手里提着那个旅行包。
“他妈的罗伯特，他妈的遥控器，”汉斯一看见阿弗纳就说。“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快点，”阿弗纳指着员工通道门回答道。“走这里。”
他抓住希腊人的肩膀，把他推到汉斯后面。
他们穿过一间半地下室，再下半段楼梯，走过一段昏暗的楼道就到了大街上。汉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希腊人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唠叨不停。阿弗纳走在最后。还有几个台阶就到出口了。汉斯打开门，阿弗纳位置较低，但也能看见外面的人行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东西。
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正好停在他们前面。他们恰好从俄国人等的地方出来了。阿弗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跟进来的时候一样，从大门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他必须聪明行事，绝对不要原路返回，要把敌人弄糊涂。这样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这一次却弄巧成拙了。
汉斯看见俄国人的车，停了下来。后座上的那个克格勃已经把车门打开一半，正准备从车里出来。他一定听到了爆炸声，也一定看见了那道火光。他很可能是要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而就在这时，爆炸声刚过，几个人就从他面前的侧门里冲出来。俄国人肯定以为是他们干的。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仍然站在半开的车门后面，但他的右手开始向左腋下伸去。克格勃准备拔枪了。
阿弗纳后来想，他也许误解了他的意思。也许那个俄国人——毕竟也是个特工，要考虑掩护自己——并不是去拔枪。他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干涉？无论那个俄国人如何精明，他都不可能肯定酒店里发生的一切会跟自己有关。他没有理由阻止这三个陌生人从他面前经过。拔枪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未经任何思索。那个俄国人跟汉斯和阿弗纳一样，训练有素，能够作出一触即发的反应。跟没有任何疑虑的目击者和无辜的路人不一样，他在车里等的时候精神是紧张的。这也许是职业训练的一个缺陷，让人警惕得过头了，使人条件反射似的迅速作出反应。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一触即发。一个正常的人会感到吃惊、冷漠、犹豫不决或不知所措，而这些能力他们都失去了。也许正是那片刻的延误和稍稍的迟缓——说来非常奇怪——给每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安全感。
如果说阿弗纳误以为俄国人拔枪的话，那么汉斯也是这么想的。他看见克格勃的手移动时也是这么想的。
汉斯首先开枪了，就像以前训练时那样，连开了两枪。
那个俄国人左手抓着车门框，右手还在摸索手枪皮套时，阿弗纳也开了两枪。阿弗纳是站在台阶的最底端开的枪，有一个角度，他想通过打开的车窗击中目标，他知道低速子弹打不穿“梅赛德斯”钢制的车门。实际上，他看见汉斯的子弹打中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弹打中没有。他希望自己没有打中。不管打没打中，那个俄国人已经朝后倒在座位上。坐在驾驶座上的同伴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朝里面拖了拖。那个司机一定非常有力，他用一只手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拖进了车里，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克格勃的“梅赛德斯”摇摆着车尾疾驰而去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阿弗纳一边把枪收起来，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抓着那个希腊人的衣领。此举是多余的，酒店里那个希腊服务员已经吓昏过去了。远处的大街上，罗伯特的汽车咆哮着发动起来。车子转过一个“U”形弯道，眨眼之间来到他们面前。阿弗纳把希腊人紧紧抓在手上的旅行包夺过来，推着他在汉斯后面上了罗伯特的车。然后他向停在马路对面的那辆绿色“因帕拉”跑去。车里的那个希腊人把车门打开。“开车，”他边上车边对他说。“不要太快，明白吗？”
那个希腊人点点头。他跟他那位同胞不一样，非常镇定。阿弗纳这时想，即使他看见了刚才的枪战，一定没看见就在他眼前爆炸的燃烧弹。
他们回到安全屋，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首先，他们得安慰酒店里那个只会说希腊语的服务员。他彻底吓傻了，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嘴里“嘣嘣嘣”地咕哝着，就是站起来，对汉斯晃动着手指头，用希腊语大骂他。阿弗纳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和那个年长的希腊人待在一起，而且给他手里塞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就像水能浇灭火一样，这张钞票发挥了作用。给了他五六张钞票之后，火终于熄灭了。后来，阿弗纳也给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希腊人五六张钞票。希腊人走后，罗伯特说：“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感受。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检查过发射器，是好的。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卖给我们的这个破玩意一点都不好。”
罗伯特应该保持沉默的。这个话题使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争吵。汉斯坚持认为，如果罗伯特真的怀疑炸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建议推迟行动。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实际上，该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似的咕哝“我觉得这个玩意不好”——汉斯说，罗伯特每次都是这样——不明确建议取消。
尽管汉斯有汉斯的想法，但阿弗纳还是跟他大吵了一架。毕竟有一套指挥系统——按常识，汉斯应该在采取一套新方案之前与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装有四颗炸弹的旅行包，连炸弹的保险都没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间冲去。很显然，是汉斯让那个毫无防备的希腊人跟他进的电梯，并让他叫穆扎斯开的门。然后——那个阿拉伯人摸索着开门时，他示意那个希腊人站到一边——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颗炸弹。穆扎斯打开门时，汉斯朝门上踢了一脚，像扔手榴弹一样，把燃烧弹扔了进去。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罗伯特，也没有告诉阿弗纳。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汉斯阴沉地说。“你们会不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走了捷径。”
“为什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罗伯特说。“你让那个希腊人把他叫出来，用枪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汉斯愤怒地说，然后转向阿弗纳。“你看，他简直不动脑子！”
阿弗纳只得同意汉斯的说法。用枪打死穆扎斯不能解决房间里的炸弹问题。一旦罗伯特的遥控器失灵了怎么办，惟一的办法就是汉斯那个办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动，他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伤怎么办？”阿弗纳问他。“如果我们扔下你，或者因为留在那里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被抓住怎么办？你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俄国人开枪？”
“因为他准备拔枪。”汉斯义愤填膺地说。“难道我要等他先向我开枪吗？你为什么向他开枪？你向他开枪的理由跟我是一样的。”
“我向他开枪是因为我看见你向他开枪了。”阿弗纳回答道。但没有说服力。这场争吵变得有些孩子气了。“不管怎么说，”阿弗纳补充道，“也许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当然希望自己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欢因为杀了一个特工而跟克格勃纠缠——或者与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亚人纠缠。然而，如果那个俄国人真的拔枪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他对汉斯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汉斯，这个看起来像一支铅笔的汉斯，这个镇定、有办法、与世无争的汉斯。如果斯蒂夫，或者罗伯特，甚至阿弗纳，突然扛起一包炸药冲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汉斯？冲动之下冲了出去，踢开房门，而且后来向俄国人开枪？你真的永远也搞不懂人是怎么回事。
对于汉斯看似疯狂的行为，爱抚仍然让他感到不安。这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汉斯有勇气去面对。如果那些炸弹没有爆炸，或者没有拆除，除了等那个恐怖分子在房间里时向他扔去一颗炸弹之外，还能做什么？汉斯没有错，如果他们停下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太迟了。
“好吧，”阿弗纳最后说。“我们别说这个了。这个活是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后，让卡尔来评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这样做。虽然阿弗纳是领导，但卡尔从一开始就是——部分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经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个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犹太学者和突击队中裁定是非的人。尽管卡尔没有参与，他也会非常公正和客观。如果还有别的办法他们可以采用，卡尔也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又在雅典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酒店的爆炸一定像7月4日那天一样。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大火，但只烧死了穆扎斯。有些报道提到一个德国游客受了点轻伤。媒体上只字未提枪击俄国人的事情。
在法兰克福，他们把这件事跟卡尔讲了。他只是抽着烟斗，抬起眉毛，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斯蒂夫的反应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不安。“怎么样，”斯蒂夫对阿弗纳说。“我们把他干掉了。他妈的俄国佬，我们也把他干掉了。怎么了，伙计们，你们害怕了？”
“喂，安静，斯蒂夫，”卡尔终于说话了。“我不在那里，没法评判。关键是，你们都回到了这里，好好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很显然，只能这样。但阿弗纳仍然忧心忡忡，说不清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为了给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报仇，他们已经干掉了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阿尔一库拜斯以及贝鲁特的纳杰尔、纳塞尔和阿德宛。还干掉了穆扎斯和那个克格勃。关键是，没有费什么力气。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费什么力气，阿弗纳胸口才有一种痛苦的压迫感。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自从9月末他们离开日内瓦的米迪酒店以来，阿弗纳第一次，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他记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到4月中旬他才有这种感觉。当然，他知道紧张、吃惊，甚至害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4月份的感觉与这些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闪即逝的肾上腺素的奔突，不是稍纵即逝的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觉，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剧痛，而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无论干什么，这种感觉都始终笼罩着他。无论是在餐馆里吃羊排，还是看自己喜爱的演员路易斯·德·凡那斯主演的电影——阿弗纳一定把这位法国喜剧演员的所有电影都看完了——这种感觉始终存在。有时候像钝痛，有时候像有个肿块。他感到恐惧了。
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