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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感到愤懑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尔、斯蒂夫、汉斯或者罗伯特会知道他害怕时，他就羞愧难当。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为了克服这种情绪，他故意经常这样说：“伙计们，我害怕。”“伙计们，我很担心。”交替这样说。当然，这是部队里一种自夸的风格，是惟一许可的形式，通过强烈反对其反面来表明自己的勇气。但他一定做得太过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尔时，卡尔非常平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我也非常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使阿弗纳再也不敢说自己害怕了。
“妈的，”他说，“你也害怕？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卡尔摇了摇头。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阿弗纳就知道了答案。当时他在纽约跟肖莎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来。也许跟他发现的时候有关，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团聚并不全是欢乐。肖莎娜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搬进了阿弗纳在布鲁克林给她找的公寓里。她和女儿葛拉、小狗查理搬进去时，阿弗纳正在贝鲁特。她感到很孤独。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也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还要多久才能来美国。三个星期以后他来了。肖莎娜紧紧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点疼了。如果阿弗纳觉得他们被迫过的这种日子肖莎娜以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她这次拥抱就让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在床上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早晨，他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有人正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见肖莎娜正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阿弗纳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语气非常严肃。“我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没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闻听此言，两天来几乎消失的恐惧又像拳头一样击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端详镜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对的。他在过去七个月中老了好几岁，看起来像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了，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岁。
“喂，”他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说。他从来不这样的。“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你说什么？”肖莎娜在卫生间外面问道。
“没什么。”
在那个星期剩下来的时间里，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肖莎娜在纽约逛了一下，让她看看这座城市，别让她太陌生。他来纽约之前，她最远只走到了拐角处的杂货店。肖莎娜谁都不认识，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两个熟人。她跟往常一样，从无怨言。一天下午，她在这套光线不好、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给孩子喂奶，他看见了，发现她是那样的孤独和脆弱。这使阿弗纳非常愧疚。“不会太久的。”他对她说。“我向你保证。”
她看着他笑了笑。这使他感觉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似乎从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在阿弗纳看来，葛拉仍然很丑，但随着慢慢长大，她变得比以前好看一点了。
后来，他飞回欧洲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尔，以及其他人也许都想到了。为什么是七个月他们成功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不包括贝鲁特那次）之后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简单。
他们开始意识到，组织一次袭击几乎不用费什么气力。有几个人，有一点钱，下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多容易啊！没有任何损失。难怪那些恐怖分子总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一小会。只要够干掉四五个人的时间就行。
对他们轻而易举，对别人同样轻而易举。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别人干掉，别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的恐怖分子——他们的顾忌更少——搞不到他们的情报？为了干活，双方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双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触，这些人就是线人。只要一个线人就够。阿弗纳的突击队员随时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关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许有人在外面伺机除掉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呢。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这时发生了三件事情，尽管都是小事，但每发生一件事情都使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点。一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他们五个人一起去餐馆吃饭。（在法兰克福，他们不是在这套公寓里就是在那套公寓里吃饭，轮流买菜、做饭。）回来的路上，阿弗纳开车，五个人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走的是一条近路，要经过一个工地。突然，几盏强力照明灯照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手提式扩音器里传来让他们停下来的命令。刹那之间，他们就被法兰克福警察团团围住——突击搜查毒品。很显然，一些毒品贩子准备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纳的突击队中了他们的埋伏。几分钟后他们被释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们的证件没问题，他们也没喝醉，车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累他们——即便如此，他们站在枪口前、伸开双手趴在阿弗纳的“欧普”车顶的那几秒钟里，都觉得自己的末日来了。他们都以为自己被德国安全机关逮住了。实际上，这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西方当局遭遇。
另外两件事只发生在阿弗纳和卡尔身上，分别发生在两个星期天，地点是法兰克福的安全屋。两次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当时他们刚吃完早餐，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这样的：门上响起敲门声时——这有点异常，因为来人应该在门厅按门铃——阿弗纳踮着脚，从窥视孔里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穿戴整齐的陌生人。阿弗纳让卡尔在卧室门口埋伏好之后，就用钥匙去开门，同时用脚顶着门下面。
陌生人是邮件检查员，来检查邮件的被盗情况的，很显然是守门人让他们进来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丢失过邮件的。“多危险的工作啊。”卡尔把贝雷塔放起来，讽刺道。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更为突然，更加充满了暴力。阿弗纳和卡尔正在看报，他们二楼的窗户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物体飞进了房间。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几秒钟以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地上满是玻璃，但没看见从窗户里飞进来的飞弹。
阿弗纳爬到墙外面，背贴着墙站起来，让自己能够慢慢地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看见一个黑人小孩。毫无疑问，这个小孩来自对面的美国人聚居区。此时他正仰着头看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对不起，先生。”他看见阿弗纳后用英语大声说。“这是意外，请把球给我好吗？”
这之后一连两个晚上，阿弗纳都很难入睡。
同时他又是这样一种性格。那些可能会吓住别人的东西——诸如恐惧、对抗、困难和非难——只会鞭策他继续前行。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对它进行分析，他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脑子的线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恶作剧，把车子的油门和刹车调换一个位置，那他就是这样一部车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惧也许是一个最不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东西。
他跟同伴们也许在很多方面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
也许“穆萨德”的心理学家们确实了解这个行当。他们挑选的五个人都本能地试图通过进攻而不是退缩来摆脱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自然地逃离或躲避危险，而这几个人却背道而驰。
到5月份时，十一个恐怖分子当中只剩下四个了。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的下落，他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名单上的二号人物阿布·达乌德，暂时囚禁在约旦监狱。十一号瓦地·哈达德博士似乎非常谨慎，从来不在中东和东欧国家露面。这些地方，突击队员是不让去的。
只剩下九号。九号是个经历丰富、非常有吸引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名字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法国当局对他非常熟悉。1959年，他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去蓄意破坏汽油库而被监禁。在某种意义上，布迪亚是个软目标。他没有公开自己与恐怖分子的关系。1973年，只有“穆萨德”和一两家情报组织怀疑他的组织“东方巴黎人”是“解放阵线”的掩护。作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国家剧院的一位导演，他在戏剧圈子里和当时巴黎时髦的左翼社团中非常活跃。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巴黎西部剧院上演的戏剧都有政治寓意。有的戏剧还非常成功。在巴黎那些认识他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参与过恐怖活动，跟他一起参与过恐怖活动的人就更少了。其中有几个女人非常喜欢这位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
与此同时，跟他的前辈——有消息说是他的下级——汉姆沙里不一样的是，布迪业并不仅仅靠掩护来保护自己。众所周知，他的日程安排从不固定，从来不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他喜欢在几个女友的公寓里打发晚上的时光——不过，斯蒂夫说，最后这个爱好也许跟安全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贴身保镖时常陪伴在侧。
因为他总在旅行，什么时候在巴黎，到了巴黎要待多久都很难确定。另外有消息说，1973年1月“穆萨德”巴鲁克·科亨死的那天，他在马德里。至少有一个人，人们怀疑他为了搞清楚布迪亚和他的组织——这个人是叙利亚记者汉尼·库达，他是不是在替“穆萨德”干活不得而知——是死于暴力的。
整个5月份，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都在追踪那个难以捉摸的恐怖头子，但一无所获。“集团”在巴黎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阿弗纳决定再找找罗马的托尼。（布迪亚的活动之一就是破坏意大利的里迪雅斯特湾的跨阿尔卑斯山脉的输油管。这次行动造成十八人受伤，几百万元的损失。据说这次行动布迪亚亲自出马了，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个异性朋友，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罗得西亚女孩。按照路易斯的说法，给布迪亚卖炸药的那个希腊人和提供炸药在雅典炸死穆扎斯的是同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因为布迪亚跟意大利有联系，阿弗纳认为，托尼作为“集团”的一个分部，认识的人也许比路易斯在巴黎的那些人更多。
但是托尼什么忙也帮不上。阿弗纳在罗马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给路易斯打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渐渐把那个法国人当作朋友了。
“没有。”路易斯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一下，有个人想见你？”
“最快什么时候？”阿弗纳问道。
“周末，”路易斯回答道。“你方便的话。”
现在才星期三。阿弗纳决定租一辆车开到巴黎。他喜欢坐飞机，也喜欢开车。让自己的安排每天都不同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而且，开一两天车还可以让脑子休息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