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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们不在名单上。这是个错误。这是个过失。毋庸争辩，这是个大错。这样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做了。
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退一步说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指出了许多人对反恐行动所持保留态度的正确性。事实证明，那些持决不要出现一个错误的提法是愚蠢的。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是绝对正确的。戈尔达·梅尔的立场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保证，”据说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反驳，“不伤及无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这也是事实——也许正是这个论点最终让总理动摇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只有反恐行动宣称伤害的无辜者是最少的。
“他妈的，我们干掉了九个头子，”只要一谈到格拉如斯这个话题，斯蒂夫就会说。“要是空军干掉九个恐怖分子，得伤害多少市民？”
说得太对了。
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在反恐斗争和恐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虽然格拉如斯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它一定被隐瞒起来了——但如果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近距离射击一个无辜旁观者对以色列的伤害，比在中东冲突中用十颗地对空导弹炸伤几十人带来的伤害更大。
“轰炸机驾驶员可以乱炸一气，”卡尔说道。“炮兵们可以乱轰一气。他们甚至可以犯错误，而我们不能。”
这句话的用意阿弗纳和汉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罗伯特却被激怒了。“天哪，”罗伯特说，“当满汽车的犹太孩子被炸死时，恐怖分子们感到幸灾乐祸。当一些犹太孕妇被机关枪扫射时，他们为之自豪。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误，而是故意冲妇女和孩子们去的。天哪，他们是故意的！我们都在吵些什么？”
这也是事实。就在12月17日，突击队在格拉如斯突袭前几个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罗马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三十二名乘客被烧死，还有四十名乘客受伤。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特什姆纳，敢死队袭击了一栋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马洛镇，被“人民民主阵线”的恐怖分子挟持的二十二名儿童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恐怖分子们来说，杀害非战斗人员并不是错。他们大部分行动的目标正是这些人。
“那又怎么样？”对于这样的论点，卡尔总是这样回敬道。“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和恐怖头子们有别，你觉得很烦吗？我不烦。”
跟其他人比起来，格拉如斯的失误似乎对他的影响更深。他虽然不会坐在那里闷闷不乐，但他总是沉湎于思虑之中，在对一个新方案发表评论之前，总是衔着烟斗，思考的时间比平时更长。瑞士事件之后，谨慎的卡尔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纳呢，跟他是一样的。他对抽象的议论几乎没有耐心，但他觉得卡尔是对的。“伙计们，别再空谈理论了，行不行？”讨论结束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懂理论的话，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学里教书了，在那里挣的钱是现在的两倍。让我们只谈行动吧。那才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伦敦没有时间谈。阿弗纳希望尽量在三四天内完成任务，然后飞回法兰克福去见罗伯特和斯蒂夫。如果他们查明，萨拉米5月末到，这时可以用炸弹袭击的话，罗伯特必须立即回比利时做准备。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们被安排在公园大道格罗夫纳酒店的大堂里与线人接头。由于没有规定接头的时间，他们三个人轮流在大堂里坐一两个小时。如果线人来了，无论谁在大堂里，都会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后给其他人打电话，再悠闲地朝海德公园的布鲁克大门走去。在那里，他将与独自走到那里的线人见面。另外两个人给他们打掩护，不靠近他们，只是确保线人没有被跟踪，没有埋伏。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纳当时知道的情况来看，“穆萨德”特工巴鲁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马德里，就是因为他跟线人见面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依程序办事。
接头时间安排在9号、10号或者11号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这样松散的安排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但让他们讨厌到了极点。首先开始闲坐的是阿弗纳。他“目测”到，这个活可能会越来越枯燥。起初，他喜欢这个活，觉得浪漫、刺激，但是现在则变成了一件麻烦事。也许他只是太紧张或者年纪大了。
第一天，线人没有出现。
第二天是个星期五，阿弗纳被汉斯换下来之后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有人跟踪他。他从格罗夫纳酒店的后门里出来，一直沿着雷芙·缪斯街走着，然后转左，上了奥德利街。他慢跑了几步，到了美国大使馆。当他发现另一个人在跟踪他时，他准备对角穿过格罗夫纳广场。在伦敦，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阿弗纳觉得这个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这是一种针刺般的实实在在的感觉。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感觉老是挥之不去。
阿弗纳总是非常严肃地对待他的第六感觉。通常，它没有给他发过错误的警报。一旦警告，就有危险。有一次，他给线人送钱去，当时他还是个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离开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刚进去准备上床时，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立即打点行李出门。他出门，刚刚走过拐角，就看见德国警车在他房子前面停下来。他们突然袭击了这个地方。
阿弗纳从来不觉得他的第六感觉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一些微小的信号异乎寻常地敏感而别人可能觉察不出来罢了。他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察出来，然后用某种方式在大脑里解码。比如，在慕尼黑，这个信号也许是他进屋时安全屋的老板娘看他的眼神。如果她一直在期待这次袭击，那么她眼神中就可能会有某种东西。几秒钟之后，这种东西就会触发阿弗纳头脑里的警报，虽然他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他没有转身。他没有穿过公园——再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欧罗巴酒店——他继续沿着奥德利北街走着。他相信后面仍然有人跟着。他想从商店的橱窗和从身边经过的车子上的挡风玻璃里看一看跟踪他的那个人，可看不见。他认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攻击，不会在奥德利北街和牛津街受到攻击。但也说不准。阿弗纳希望自己身上有武器，也希望跟踪他的人这么认为。
除非跟踪他的人是英国反情报局的。有这种可能。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的线人那天不出现的话，那他们第二天上午离开英国是比较明智的。罗伯特从比利时回来后总是能找到他们的。
阿弗纳转右，上了牛津街，开始向牛津街的交叉口走去。如果走到邦德街的地铁口还有人跟踪他，他就一头扎进地铁里，坐地铁到芬斯伯里公园。他们在蹲尾区有一间安全屋。不管是谁跟踪他，他迟早会把他甩掉的。
但是，还没有走到公爵街时，针刺般的感觉消失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而且，为谨慎起见，他没有回欧罗巴酒店，而是进了一家窗户边有座位的餐馆。他点了一杯茶，继续注视着牛津街上那些购物的人。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有了。他判断，什么也没有了。
奇怪。他什么也没做，那个跟踪他的人就放弃了。不过，他也许搞错了，根本就没有人跟踪他。但阿弗纳不这么认为。
不管是哪种情况，肯定出问题了。
线人还是没有出现，那天下午，阿弗纳、汉斯和卡尔的晚饭吃得很早。地点是卡尔在马里波恩路找的一个小咖喱饭馆。阿弗纳不喜欢咖喱，可是卡尔最近非常喜欢印度和巴勒斯坦食物。也许这与灵魂轮回有关。
虽然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谈起这个特别的话题，但谈到了与这个话题类似的一个神秘话题。卡尔的情绪似乎很古怪。这种情绪甚至影响了汉斯。比如，当阿弗纳告诉他们，他觉得下午早些时候有人跟踪他时，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对“感觉”的讨论上。这几乎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汉斯，特别是卡尔不想过多考虑阿弗纳被跟踪这件事的实际意义，他们担心的事情更大，阿弗纳被跟踪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心事重重。他们的担心是某种超验的东西。
“感觉可能是非常有威力的。”卡尔说。“就拿悬浮这点来说，如果我真的全神贯注于意念的话，你们相信我会浮起来吗？”
“我不知道，卡尔。”阿弗纳有点不耐烦地回答道。“你应该试一试，也许很有趣。任务结束后怎么样？”
卡尔大笑起来。汉斯说：“今天下午也许是卡洛斯在跟踪你呢。也许他来伦敦看他的母亲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荒谬可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叫桑彻夫人的女人在附近的一条高档购物街开了一家古玩店。虽然卡洛斯这个时候很不可能去看她，但就在四个月多一点之前，他亲自来伦敦搞了两次恐怖活动。12月，他企图袭击玛莎百货公司主席、英国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德华·希耶芙爵士。1月，他用炸弹袭击伦敦以色列工人银行，一名妇女受伤。
“喂，”阿弗纳说。“不管是不是卡洛斯，我不喜欢这里。我们已经在酒店闲逛了两天了。不仅一个线人都没有出现，而且我们还可能被别人盯上。我建议明天上午离开这里。过几天我们让罗伯特和斯蒂夫再来。”
阿弗纳是对的。如果他们已经被盯上的话，再待下去就是愚蠢的。而且还会使线人处于危险之中。最好的办法是过几天让另外几个人来接触。卡尔和汉斯不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汉斯说：“喂，我待在安全屋里，知道不会有人跟踪。我们应该在9号、10号和11号见那个人，只剩下明天了。你和卡尔明天上午离开，我待到下午怎么样？”
“你一个人见他？”阿弗纳摇了摇头。“太危险了。”
“放心吧。”汉斯说。“我会小心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阿弗纳勉强同意了。
卡尔和阿弗纳住在欧罗巴酒店的一套精致套房里：两个独立的房间共用一个小客厅。走道通向小客厅的门是一扇双合门。阿弗纳住在正对双合门的那间。卡尔住在左边的那问。两间房的相连之处只有客厅。
1974年，欧罗巴酒店还没有经过外部装修，“伊特鲁里亚酒吧”还没改造过。休息室的长沙发椅和扶手椅还是黑色的人造革。墙上挂着巨幅油画《欧罗巴之劫》。卡尔酒量虽小，却喜欢在晚上静静地在酒吧里喝一杯啤酒。有时候会在那里坐上十五到二十分钟才去睡觉。
那天晚饭后，阿弗纳先从餐馆里出来，他想去给肖莎娜买些纪念品。卡尔和汉斯留在后面。大约十点钟后，他回到酒店。上房间之前，他去“伊特鲁里亚酒吧”看了一眼，看看卡尔在不在那里。实际上，吃了咖喱之后，阿弗纳也很想喝一杯啤酒。
卡尔不在酒吧里，但在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两边各有一些空凳子。这个年轻女人——大概三十多一点——有一头齐肩的直发和一双镇定的蓝眼睛。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是阿弗纳喜欢的那类。
阿弗纳在她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要了一杯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