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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后，罗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准备在执行任务期间一直让他们住在那里。佩佩最喜欢的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他非常愿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里。
阿弗纳理解汉斯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
“我们先去日内瓦，”阿弗纳说。“然后，我自己飞往华盛顿。如果斯蒂夫愿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们回来后，再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把恐怖头子们干掉。不搞大的策划，也不用炸弹，什么也不搞。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汉斯，我们不在期间，与路易斯保持联系，让他搞到那三个恐怖头子的情报。”
“好样的，伙计。”斯蒂夫说。
还有一个突袭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比他们之前使用的办法危险得多。以前使用的办法经过仔细的策划和精心的设计。而这种办法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跑，即使不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办法，也是一种相当铤而走险的办法。但它是可行的办法。
正面攻击，依靠奇袭和火力。
这种办法不是跟踪一个目标，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不是精心策划逃跑路线，不是使用炸弹让自己从暗杀现场脱身，而是只根据两个情报，即时间和地点就进行突袭。只要搞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时间。别的什么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们能搞清楚萨拉米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三个人就会毅然决然地拿起冲锋枪把他干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特点，他周围有多少警力，突击队后来有没有机会逃跑，甚至不顾旁观者的生命，暗杀活动是不是会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杀手们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后果，见人就杀，这种办法有可能可行。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六七十码以内。
只有三个人的突击队在考虑实施突袭时，被迫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莽撞、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阿弗纳补充道。“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我们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们也许能侥幸成功。当然，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努力寻找好的办法作为我们最后的办法。不要坚持零风险。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斯蒂夫立即回答道。接着转向汉斯。
“嗯，”汉斯说。“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指挥决策。严格地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阿弗纳的提议正在改变这次任务的目标，或者至少颠倒了主次。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交给总部去决定。”
“但是，”汉斯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事实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他们正在舍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纳和斯蒂夫一样，汉斯也难以放弃。他在雅典对付穆扎斯的行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放弃的想法汉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也许是这类任务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的人，也许会因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来。他们也会互相施加心理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到底。正如阿弗纳后来对斯蒂夫所说：“我不担心汉斯。如果我们说继续，他没法不同意。”
但是，汉斯还提出了一点。
“你谈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自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知道我们要去伦敦？只有路易斯。谁知道罗伯特在比利时？还是路易斯。”
“现在卡尔死了，罗伯特也死了。如果我们是被‘爸爸’出卖的怎么办？他把恐怖组织头子们卖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也卖给恐怖组织头子？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都在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背叛他们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说的“集团”的理念是真的，那么各路人马互相残杀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在那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来之前，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路易斯来说，他越早开始自己清白的历史越好。从经济上来讲也有道理。毕竟，“爸爸”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陷害卡尔的钱，然后又从阿弗纳那里得到处理尸体的钱。然后又从寻找那个荷兰女人和处理她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通过设置陷阱让阿拉伯人害死罗伯特而得到钱——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还可以通过处理阿弗纳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等等。
很有可能，很聪明的伎俩。“爸爸”这样做甚至还会让方方面面的人把他当作朋友呢。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给他提供情报，他拿着这些情报又会卖给他们的对手。这是一个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
最后，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爸爸’要是出卖我们的话，早就出卖了。”他说。“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在塞浦路斯卖掉？”
“也许那时没有人买，”汉斯说。“也许他还不想把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杀掉。”
“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恐怖分子们寸步难行。他们不仅仅只替我们干活，还替欧洲一半的‘红色军团’干活。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也替黑手党干活。”
这是事实，阿弗纳只好耸了耸肩。
“甚至还有可能，”汉斯继续说，“这些组织是俄国人设立并资助的。你想到过这一点吗？克格勃可以设立一个私人组织来支持恐怖分子。这样想并不愚蠢，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也许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样怎么办？”
汉斯说得太离谱了。事实上，阿弗纳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发作了。这是由于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结果。在地下待得太久会让已经疲惫不堪的一线特工经常怀疑自己的同伙。虽然这种妄想症不像临床上的妄想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但是它把恐惧和怀疑无限夸大，或者把它们附着在另外的对象上。“爸爸”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过他组织里的人泄密，”阿弗纳对汉斯说，“我们自己的线人也有可能泄密。我们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个阿莫德或者亚瑟尔，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们。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卡尔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伦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为了逃脱罪责。谁知道呢？但关键是，‘爸爸’也在给我们提供恐怖分子。他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找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就是代价。他给我们，也给其他人。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不让他们寻找恐怖分子了？我说不。不管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收下。只要时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卖我们，那他必须先给我们才行。对，这有点冒险。难道不值得吗？”
汉斯想了想。“该死的冒险，”他终于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是，”阿弗纳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疯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怀疑也是明智的。但我们何去何从？因为怀疑而断绝跟他们来往就意味着我们丢掉了最好的来源。信息的来源，支持的来源，一切来源。没有他们，我们可以干掉多少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当然可以。那我们在利用他们时，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误导他们一下，在最后关头改变线路。难道这不是一种最明智的办法吗？”
汉斯开始笑起来。“你疯了，你知道，”他对阿弗纳说。“我是说，我们都疯了，但你是我们当中最疯的一个。”
“不过，他是对的，”斯蒂夫说。“只有这个办法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阿弗纳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确实相信“集团”。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们，那不管他对汉斯说过什么，他都可能跟他们断绝联系。他还不是那么疯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觉。
也许错了。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事比阿弗纳预想的更艰难。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么原因，她把矛头集中在斯蒂夫身上，用拳头捶打他的胸脯，对他大喊大叫，说是他杀了罗伯特。斯蒂夫只是一个劲地朝后退，眼睛盯着地上，阿弗纳从佩佩后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后来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会这样，在斯蒂夫和阿弗纳到达之前，就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
他们从自己账户上取了些钱，带给佩佩，就像他们对卡尔的遗孀那样。不过，这次他们每个人只给了五千元，加起来总共一万五千元。他们都为自己会被别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很显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了。如果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干掉，而每干掉一个都要给遗孀四万块的话，那么，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几乎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虽然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抚恤金，但毕竟不多。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一两天之后才飞回欧洲。肖莎娜在纽约住了一年半，逐渐习惯了。阿弗纳觉得，她比以前更精神了，对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征服这座陌生、让人恐惧、与自己熟悉的以色列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大都市感到非常自豪。葛拉呢，也从一个奇丑无比的婴儿，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蹒跚学步的孩子。还有查理，一看见阿弗纳就非常兴奋，竟跳起来去咬主人的鼻子。然后又非常害羞，在沙发后面躲了几个小时，哄都哄不出来。
阿弗纳想，抛开一切，忘记任务、忘记欧洲、忘记恐怖组织头子甚至以色列的感觉真好。写一封辞职信，丢进邮箱里，然后跟肖莎娜、孩子和那只狗一起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享受非常平静、繁荣的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呢？他参加过两次战役，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与他人一起，干掉了九个恐怖组织头子。一个国家还希望一个人做什么？也许他的母亲都会同意，他已经为以色列尽了义务。
然而第二天，他就在肯尼迪机场搭上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跟往常一样，他不让肖莎娜去机场送他。“虽然我不能保证，”临走的时候他对她说。“但下一次我也许会永远留下来。”
此时已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离他们1972年开始这项任务的那天快两年了。阿弗纳觉得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中年男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