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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最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之前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作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
裕仁最后扔下话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
陆军省方面，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
经过这番折腾，“稻田计划”算是彻底夭折了。军部声明：“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19师团。第19师团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
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
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尾高向来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有那心也没那机会。
同属“朝鲜军”，第20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第19师团不一样，它有一个固定任务，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等于哪也去不了。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鬼才知道。第19师团自成立后，一次都没有出动过。尾高上任后，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他常对此抱怨不已，多次请求“朝鲜军”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以便增加师团的“光荣传统”。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由于实在找不到“立功”的机会，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1931年10月，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建立军人内阁。长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乃“警视厅总监”。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沦落为“十月事件”，长勇受到审查，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队。
又如田中隆吉，没他煽风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烧工厂，无所不为。之后的绥远战役，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
长勇、田中都在第19师团，前者为步兵联队长，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
可以这样说，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载仁这些军队高层，所谓“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现在既遭天皇斥责，差点丢掉乌纱帽，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冒险就有机会，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闲话一大堆，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
论据之一，不打仗还能成名，此事古难全。第19师团长驻朝鲜，缺少实战经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从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
论据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坏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坏”不是指缺点，而是优点。别人说尾高鲁莽，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敢作敢当，乃最可贵的“纯武人性格”。
对尾高以下的长勇、田中、佐藤，稻田也是赞不绝口，称为豪气干云。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顾。比如板垣，当初就是靠策划“九一八”冒险上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无非“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
板垣属于过来人，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钻石恒久远，多了不值钱，第一个冒险成功了，不等于第二个、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效果却完全两样。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把前后经过，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按照“朝鲜军”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张鼓峰，但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满洲国”领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来了精神：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干它！
边斩边奏
中村在下令第19师团回撤时，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以加强国境守备队。尾高便以此为由，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他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
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沙草峰上的苏军一看这么多日本兵涌了过来，赶紧溜之大吉。
守备队完成任务后，即返回驻地进行监视。隔了一个半小时，又有八十名苏联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了沙草峰。
阵势越来越大，守备队不敢再随意进击，双方形成对峙，你望我、我望你地僵持到了晚上。
那边厢，“朝鲜军”司令部已接到尾高的报告。中村及其幕僚们熬了一整夜，推敲来推敲去，迟迟难以作出决断。到30日凌晨，中村终于得出结论：不能扩大。
下午，参谋本部的回复电报也来了，与中村不谋而合。
两份命令都到了尾高手上，却是负负得正：不能扩大加不能扩大，等于扩大。
尾高并不是无脑，知道违抗上级命令是什么后果。不过他同样清楚另一个历史经验，那就是如果你赢了，即便背道而驰也没什么了不得，相反，一不留神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一直以来，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也没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