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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究竟是60人，还是700人，对东八百藏来说问题都不大。蒙古军被搜索支队冲得阵脚大乱，让他们乱成一团的，除了人数仍然占有优势的日伪骑兵外，还有坦克和轰炸机。
坦克是搜索队的，不多，只有几辆，但足以把蒙古军的骑兵撵得到处跑。轰炸机隶属关东军总部，它们呼啸而来，一口气甩下60枚炸弹，把缺少防空武器的蒙古军炸得连头都抬不起来，马匹受惊后狂嘶乱叫，已完全没了阵形。
蒙古军毫无意外地向河西溃逃，东八百藏把失而复得的哨所交到北警备军手上，便率领搜索支队撤回了海拉尔。
初战告捷，把个小松原爽到要死。他认为外蒙军已经被吓破了胆，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倒是关东军总部的兴奋点比较持久，仍然坚持把两个飞行战队交给小松原指挥，并要求加强对诺门罕的空中侦察和警戒。
果然，蒙古军并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搜索支队一走，他们再次进驻东岸。小松原觉得颇为疑惑：难道这帮蒙古人不怕坦克和飞机了？
侦察机率先揭晓了答案。通过空中侦察，航空兵发现，河西的坦克、飞机和汽车越来越多，似乎蒙古军在用这些装备向对手示威，而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还有另外一股强大力量加入其中。
1939年5月20日下午，四架日本战斗机在诺门罕上空巡逻，与蒙古军的侦察机不期而遇，当即对侦察机展开围击。
侦察机本身防护能力薄弱，最终被击落，不过战斗过程还是显得有些惊心动魄，因为在侦察机旁边，还有一架护航的伊…16战斗机。
伊…16战斗机是苏联产品，俗名“燕子”，特点是速度快，类似战斗机。苏联曾作为军援卖给中国，到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原有飞机基本被打光，真成了“空军”，就是靠购进“燕子”等苏制飞机才重新得以振作。
苏联能将飞机援助中国，自然更可以用来武装蒙古军，可是从飞行员的表现来看，绝对不可能是蒙古人：他的战斗动作极为熟练，摆脱日机攻击时十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只有苏军中的老飞行员才有这样的身手，这是一个苏军飞行员驾驶的苏联战斗机！
当天，北警备军在诺门罕俘获了一名苏军的卫生班长。这名班长证实，苏军确实已经介入战局，并在逐步增加兵力。
事情弄大了，但是第23师团从师团长到普通士兵，没人觉得害怕，他们反而有一种无比亢奋的感觉：这一天终于来了。
想要哪种名
处决加伦，把苏联的肃反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这场冷酷到底的运动中，包括加伦在内，苏军五大元帅中三位战术思想先进，且年富力强的元帅都已先后被杀。
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23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19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19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门罕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门罕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23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门罕。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门罕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第一次接触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23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23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23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门罕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门罕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门罕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门罕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23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门罕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门罕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门罕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来者不善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怡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门罕。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