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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势如波浪，声似洪钟。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一道曙光再度照亮大家的心房。
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
“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合。
“不对，皇帝怎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人去挖他的老窝？”一个粗壮的汉子对此提出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
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
赵其昌见民工们越说越玄，越议论越可怕，为防止再度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即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
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始终是伴随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的，按照内部分工，赵其昌总管整个发掘工程，包括查资料、绘图、记录、照相、制订计划等等；白万玉老人则在工地“蹲坑”，具体指导民工的操作，查阅资料、接待、传递情报由刘精义负责。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民工们走后，发掘队人员围在石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大家此时的心情比民工还要激动。近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和一连串故事，又在心头再现。“专家”的指点，吴、夏两位大师的论争，雷电的炸响，疯女人的“撞克”，老妇的出现，民工的骚动，白万玉的“讲演”，这次面对小石碑的出现，使他们终于在这沉寂的荒野，看到了再生的希望。面对玄宫中透出的一丝曙光，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正午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帝后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早于成祖先死，死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从南京移来入陵。尔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推理是这样，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这从我们发掘的土质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和隧道门的石条一样的结论，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木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30年后，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已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