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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
实际上，这枚小小的骨针还把人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陵区大红门东北边的宝山下，发现了一把石斧和一些原始人做饭使用的陶罐碎片、鬲腿等，还不时出现一些时代较晚的瓦片。稍后，赵其昌和白万玉带领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同行再到宝山查看时，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捡到一些遗物。他的老师，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问赵其昌：“对这个遗址，你怎么看？”白万玉凑过来说：“苏先生又要考你呢！这是你野外实习的补考，好好答，争取满分。”赵其昌笑笑，果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个先民理想的生活处所。第一，小山北面陡峭，山下是河，下山取水方便；第二，山南平坦，便于农耕，搭个草棚，高坡向阳。至于时代嘛，从遗物看自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过从那些布纹瓦片看，可能延续到汉代或再晚些，这里仍有居民在活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可以及格，满分不够”。阎文儒教授又问：“怎么防御野兽啊？”赵其昌说：“北面是大河，自然的围墙，哪来的野兽。”工作队的庞中威立刻接道：“真有野兽，山下有狼窝。前不久泰陵那里一个小伙子还在洞里捉住三只狼崽子，老狼连连嚎叫几夜。要不是先把小狼捉走，肯定连老狼也一网打尽……”苏秉琦笑了：“不是说北面的防御，是说南面。”赵其昌看出老师们是在开玩笑，也转了话题：“南面的村子叫龙母庄，长陵园，是明朝为祭陵种植瓜果上贡的地方，也是程六的老家，当年程六爷盗掘了万娘娘的坟，把凤冠拿回家，他结婚时新娘子还把它戴在头上臭美呢。文献上还说，姚广孝扮作卜卦先生，帮助永乐选陵就是在龙母庄出现的……”
夏所长半天不语，只是微笑，最后说：“看来北京的考古图上还要标上一个点，增加个宝山遗址。你们定陵完工后，就转向宝山。”白万玉笑了：“我是赶不上了，赵公可能还有希望吧！”
从三千年前的先民，到三百年的皇陵，谁也没有想到，白云苍狗，变化竟这么大。而今，又过了40多年这里却盖起旅游饭店，建起高楼，与古老陵园形成强烈反差，反而不伦不类了。一根骨针引出的两条长线，就这样断头了。
木板房突然塌陷
发掘工程在快速进展。为了工作方便，发掘队雇来建筑工人，在陵园内北侧的大墙下，用竹片和木板搭成十几间简易房屋。11月中旬，发掘队员由昭陵村搬入这片古松荒草拥抱的木板房定居。
木板房虽然简陋，却也别致。屋内用水泥掺合刨花压成薄板衬里，屋顶用石绵瓦覆盖，在这古老残破的陵园内，分外醒目，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工作队根据人员年龄和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配房间，每两人一间，剩余的两间作为接待室和仓库。
自搬进简易房后，赵其昌和刘精义就开始精心布置他们共有的窝。几支木箱垒起来的“柜橱”上，摆满了琉璃瓦片、瓷兽、石斧，骨针……俨然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图表和数字，一进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十三座陵墓的布局和建筑形状，以及三道探沟的位置……当这一切完全就绪后，两位小伙子便叫来白万玉老人：“白老，你看这房子咋样？”
白万玉一见，立即露出笑：“这是一间很不错的作战指挥室呵。”白万玉说着，不经心地往床上一坐，“噗哧”一声，整个身子陷了下去，头差点撞到后边的墙板上。两个小伙子哈哈大笑。
“哎，这里啥名堂？！”白万玉爬起来，掀开褥子。只见床的四条腿是用四根木桩插进土里，四周用木板挡严，中间用酸枣树枝和枯草填满，上面铺上山草，最后用褥子和白布封顶。白老转身指着赵其昌的鼻子：“肯定是你小子出的鬼点子。”
“怎么样，白老给你也来一个沙发床？既软又暖，美观大方。”刘精义笑着说。
白万玉摇摇头：“我可没这福气，半夜一翻身，酸枣枝扎出来，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进万历的地宫了。”两个小伙子再度大笑起来，简朴的木板房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0天后的一个晚上，赵其昌和刘精义正躺在“沙发床”上酣睡，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哗啦啦落到两人身上，身子被压进床里。白万玉和几个队员听到响动和两人的叫声，赶忙起身跑过来，点燃蜡烛一看，天花板蠕动着，刘精义还在下面嗷嗷乱叫。白万玉急忙叫人掀开天花板，刘精义一咕碌爬起来，长嘘一声：“哎呀我的妈——”
等赵其昌爬起来，和刘精义一起活动了几下身体，见未受伤，大家放下心来。白万玉摸着刘精义冒热汗的额头，调侃地说：“看来这沙发床还真叫你们做着了，要不然，就难见你的妈妈了。”
第二天一早，民工们围着刘精义问天花板塌落的原因，刘精义信口说：“不是木板房作的不坚固，就是鬼魂作怪！”一句话把民工们逗笑了。他们说：“还是鬼魂是假，科学是真哟！要不怎么能找到小石碑？有石碑指引还愁找不到万历？”曾几何时，长期困惑他们的“‘鬼魂”换上了科学发掘，这也许是发现小石碑后的又一重大收获。木板房的塌陷，倒成了“鬼魂”与“科学”分界的标志。民工们心中的“鬼魂”被送走得这么快，这是工作队万没料到的。
苦难的岁月
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雪花不停地在陵园飘洒，凛冽的寒风在北国空旷的原野上纵横穿梭。木板房内生起了炉火，探沟内的湿泥被冻成坚硬的土块，大家的衣服都在加厚。
寒冷的天气，给发掘工作和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困难。每天清晨，民工们要费很大的劲把沟内的冻土层凿开，凛冽的北风小刀一样扎在脸上，苦痛难耐。由于整天工作在潮湿的泥土中，民工的手脚都开始皴裂，工程进度明显缓慢下来。每到晚上，民工们各自回家，发掘队的六七个人，却在木板房里苦度寒夜。小小的炉火毕竟抵不住强大寒流的侵袭，况且，这炉火给大家带来的温暖也是短暂的，一旦火焰熄灭，旷野的寒风就像报复一样向木板房发起连续的攻击。朔风咆哮，枯树摇撼，鸟兽哀鸣，使这古老神秘的皇家陵园更加阴森、恐怖与苍凉。这是一个生者与死者、阳间与阴间交融的世界，这是一个恍惚飘渺于尘世之外的幽秘的生息空间，是对人类生存本能所具有的是大张力与韧力的检验场。在这里，几乎每个发掘队员都在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艰难地对抗着。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面对眼前的一切，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来去自如。他就是白万玉老人。
事实上，目前的十三陵和无垠的西域大漠怎能相提并论。在那更为酷烈的环境中，他以失去两个手指的代价，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展示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广袤的大漠深处，用双脚踩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1914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西部，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当他行至察哈尔龙关县时，感到人手短缺，决定在当地招收几个青壮年，协助工作。白万玉自幼家境贫寒，在外国人办的教堂里做杂工的父亲，得知消息，便让年仅15岁的儿子前去报名。聪明老练的安特生，面对一个个身材干瘦的穷家子弟，极不放心地进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考试。他让参试者每人拿一杆小旗，插到指定的小山顶上。一切准备就绪，安特生喊了一声“开始——”，孩子们撒开双脚，向山顶奔去。白万玉一马当先，第一个将旗插上山尖。安特生满意地点点头，收下了白万玉和另外两名十六、七岁的孩子。
自此，白万玉跟随安特生走进西域戈壁大漠，开始了遥远的探险途程。当他们一行穿过拉瓦克沙漠向古楼兰行进时，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座座天然的城堡构成了神秘莫测的迷宫。此种地形当地百姓称之为“雅丹”，也就是地理学上的“风蚀土台群”。
白万玉随安特生跋涉在这神奇复杂的雅丹地区，看到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很厚的灰白色盐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有时还会噗哧噗哧地陷脚。骆驼和马匹走在这坚硬如石的盐碱地上，蹄子不时地被磨出血来，从而发生严重的溃疡，无法骑用。安特生不得不下令将骆驼和马匹扔掉，率队在沙漠中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刺骨，沙石飞扬，进入夜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队员们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终于走出雅丹地带。也就在这时，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已无法医治的手指割下，以保全其他手指。
近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具体的事宜。同时大漠风沙也把他锤炼成一条坚硬的血性汉子。1927年，白万玉再度跟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这时的他已经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从这时起，他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代这段非凡的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