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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 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