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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渝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