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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谁是谁非。然而这种处理的后果，却给了北方那位酋长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继续大胆放肆地吞并其他部落，继续利用明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他开始创立文字、完善军队制度、研究攻防战略……这位酋长就是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将成为八旗子弟的首领，死后谥号清太祖。
围绕着“国本之争”这件大事，朝廷的臣僚渐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以首辅申时行、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为首的一派态度暖昧且“依违其间”；而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一派以“东林书院”为据点，主张坚决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成规，拥立常洛为太子，从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时的“东林党”。因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在继申时行之后出任首辅期间，纠集浙江籍京官与东林党作对，因而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等多种派别，他们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东林党。而各党在相互争斗中，又都利用京察的机会排除异己。京察是明政府考察京官（南、北二京）的制度，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予以升、降、调或罢官的奖惩。凡在京察中被罢官的，永不起用。所以，各党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置对方于死地。但是，无论哪方获胜，都对解决明末社会腐败的积弊无丝毫益处。而这些势同水火的党派之争，只能使帝国大厦倾倒得更加迅速。
她在凄苦中死去
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论处。那么，事情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然而，万历既无先辈之权威，更无祖宗之气魄，即使偶而发怨对臣僚予以制裁，也无济于事。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万历再次显示出性格上的弱点，从而采取“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其理由是皇后还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那时再立太子也不为晚。但事实上万历自从和郑贵妃相爱，就与皇后不再有男女之欢，这个儿子从何而来？显然皇帝在用这并不高明的办法搪塞群臣。
万历一方面绞尽脑汁应付群臣的不断反驳和追询，一方面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的虐待。万历自己五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四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
转眼常洛已到十九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那位王皇后常常生病，显然万历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讲官黄辉猜到了这一秘密后，立即秉报给事中王德完，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测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若万历和郑贵妃遂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完后，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誊写后送给皇帝。结果是王德完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在打了王德完后对群臣愤然说：“诸臣为皇长子耶？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续扰；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一岁。”这些自相矛盾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使群臣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万历似乎真的在期待什么。
就在万历和大臣们在立皇储问题上争吵不休、僵侍不下之际，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消失了的“幽灵”，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
处于风烛残年的慈圣，虽在深宫中颐养天年，不问朝政，但对立储一事她却时时关注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她再度站到王恭妃和群臣一边，觉得已经到了她应亲自出面干涉的时候了。当万历来到她的深宫请安时，这位老太后面色严肃地问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
可能是慈圣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是万历事先没有准备而过于慌张，竟脱口说了一句关键性的错话：“彼都人子也。”
明时宫内称宫女为“都人”，万历居然忘记了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尔亦都人子”时，万历才幡然醒悟，惊恐得“伏地不敢起”了。
万历的失误，加剧了慈圣太后的决心。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在1601年10月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她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二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而且使得万历皇帝身心憔悴、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未有结束。
朱常洵没有成为太子，不仅使郑贵妃大为气恼，也使万历皇帝感到内疚与不安。无奈之下，只得以倾国之富重加赏赉进行补偿。而此时的王恭妃正盼望能像慈圣太后一样，过上花团锦簇般的好日子。遗憾的是死神已向她悄悄逼近。这位可怜的女人，替朱家生了儿子，没得到恩典，反而被打入冷宫，即便是常洛被封为太子，她凄惨的处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慨叹命运的不公，皇帝的薄情寡恩，又思念儿子。她在愁苦中消磨，在泪水中度日。花开花落，秋去冬来，总盼不到出头之日。正所谓：“泪湿罗中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依熏笼到天明。”
王恭妃先是双目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至无翻身之力了。等到朱常洛在万历的允许下去探望母亲时，玉恭妃所住的宫门竟深锁不开。砸开铁锁抉门而入后，常洛看到母亲惨卧榻上，面色憔悴，只剩一口气，不禁悲从中来，跪抱母亲放声大哭，随行太监宫女无不潸然泪下。尽管儿子身为太子，母亲却要在凄苦悲愤中死去。尤其令朱常洛痛心的是，母亲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看一下儿子了。王恭妃在昏迷中听到儿子的哭声，将枯瘦如柴的胳膊伸出，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头，泣不成声地说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也无恨了。”说完气绝身亡。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王恭妃在不堪虐待的凄苦生活中不幸死去，举朝为之震惊。此时沈一贯已继任首辅，他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万历皇帝：“太子之母病逝，礼应厚葬。”万历对此十分淡然，未予答应；后来在群臣的要求下，才给王恭妃谥号为“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并准许埋葬天寿山“东井”左侧平岗地上。直到王恭妃死后十年，即1620年10月，在万历皇帝和其子常洛都已与她相会于九泉之后，才由她的孙子、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天启皇帝）把她和生前的丈夫万历皇帝撮合在一起，迁葬定陵寿宫。尽管如此，王恭妃仍然不过是点缀这个凄壮祭坛的贡品而已。
不得已的诀别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而叫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询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大臣们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为向国家示忠，多次劝谏万历让福王常洵往赴封国。在这件事上，万历再次显示了他并不高明的狡辩才能。
他先是以福王府第尚未建成来要挟群臣，致使工部加紧给予修建；待王府建成后，万历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来年春天再赴封国；可是到第二年春天，万历却说若要去封国，“福王非四万亩田庄而不应”。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臣僚，见皇上如此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立即群起而攻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首先抗疏说，《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不能随意增加。帝国田地之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此以往，不只百姓无田，连朝廷都会无田。景王、潞王要田四万顷，已被大家认为是败坏了祖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皇上不可效尤。
正当皇帝和群臣争得难解难分，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万历皇帝在午门前和儿子话别，反复叮咛：“路途遥远，儿当珍重……”当福王进轿起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他读过有关叔祖正德皇帝的《实录》，尽管这位生性刚毅不驯的皇帝一生都在想摆脱群臣对自己生活的干扰，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万历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志一致，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终于使他明白了做一个“皇帝”的含义。
事实上，万历缺乏他叔祖的勇气和主动性。他从小就没有尝到过自由的滋味，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臣下的尊重，既如此，他就只能顾影自怜并一再向臣下屈服。
然而，万历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坦荡豁达、宽厚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一旦受到损伤，便设法报复；报复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制裁敢于冒犯他的人，而是整个帝国大业。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对抗，即老子说过的“无为”。这一点，大臣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看到了事情表面从而抱怨皇帝的昏庸，却不能洞察其根本。唯独申时行对此有深切的了解。多少年后，这位在家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