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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塔卡芒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四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果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四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 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一斤十两，最大的一块四十八斤。有一块写明十三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十六斤半，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尽管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儿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 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作为”而下令禁止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也确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由此推断，这种习俗可能从魏以后真的被废除了。
魏晋以后的帝王陵寝中，虽然也有玉料、玉器出土，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不再考究，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定陵玄宫出土的三十一块玉料中，只有浆水玉、菜玉两种。浆水玉略带浅青色，表面稍有些润泽，菜玉像枯萎的白菜叶，浅黄中伴有浅绿。据《格古要论》的评述，两种均为玉中下品，很可能来自新疆、甘肃等地。
但从随葬木箱中清理出的玉制容器来看，却是别具一番风采。这些碗、盆、壶、耳杯、爵等器物，质料细腻润泽，琢工精致，不少器物上都配有金制附件，镶有宝石、珠玉，显得光彩照人。细心的观光者如果注意一下摆在定陵博物馆橱窗里的那只玉碗，就不难窥见这批玉器纯美的质地和精湛的艺术造型，即使站在镶有玻璃的橱窗外，也能在碗的一面透视到另一面。其通体之细薄、造型之优美，光彩之夺目，如果不具备先进的技艺、奇特的构思和熟练的操作能力，是断然达不到如此辉煌灿烂的程度的。
把殉葬的玉料和容器进行比较和研究，不难看出明代对玉葬的观念，已不在保护尸体，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了。
孝端皇后的棺木很快被撬开，里面露出一床绣有莲花和九龙纹的织锦被及殉葬的衣服，金器，漆盒等物。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皇后的尸体出现了。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绣龙袄，下着绣龙裙和黄缎裤，静静地躺着。绣龙袄袖筒肥大，通体用黄线缂丝制成，绣有蝙蝠、寿字和令人恐怖的“■”符号。两袖之上，由于织品的宽幅不够，出现了接头的痕迹，但接上的用料寿字倒写，蝙蝠也是头向下，别的衣服也常有字迹倒过来的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失误，而隐含有一种“福倒来”和“寿倒来”的寓意。这是一种建立在方块字加丰富想象力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大概只有中国人才可能有这种文字游戏和思维方式。四个世纪后，在中国城乡到处出现了姓名倒写的“打倒×××”的木牌，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
孝端皇后的肌肉已经腐烂，但骨架完好。她头西足东，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直伸；下肢交叠，左脚在上，右脚在下。裤管扎在袜子内，脚腕外用细带勒住，下穿一双软底黄缎鞋；依然像在皇宫一样，端庄文雅，向南侧卧。
万历一朝，继张居正死后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朝廷逐步走向混乱和衰亡，皇帝昏庸，廷臣无道，相互勾心斗角，厮杀得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两个人清醒着，一个是首辅申时行，另一个就是孝端皇后王氏。
中国历朝的制度，按理应当说是不能听任党争发展的。尤其在万历一朝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经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要是官员们口颂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早在1587年，万历的棺椁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明白，申时行就曾鹤立鸡群地站在帝国的最高处，作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的结论。在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危急时刻，申时行竭尽全力，以种种方法缝补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裂痕。可惜，这种调和折衷的苦心，在帝国制度强大的惯性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孝端王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万历皇帝的爱，但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驯服与忍耐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她在道德与人性二者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的形式，并以她的殷勤、守制，给万历的母亲和臣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足以体现她清醒的事例，是对“国本之争”的处理上。在长达数十年道德与政治的旋涡中，她既不倾向臣僚，也不指责万历，只是以她的聪明与机智，站在二者之外，洞若观火，使争斗双方都对她无可奈何。即使后来万历皇帝在争斗失利之后，想对她施以打击，废掉她的皇后地位，但也只是由于她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完美无瑕，而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她一生无子，而又得不到皇帝的爱，作为最有权力享受一切的皇后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但她面对现实把痛苦埋在心里，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悲剧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并义无反顾地演下去，才没有像王恭妃、郑贵妃以及其他宫女妃嫔那样更加悲惨。或许这也算作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她安详地躺在万历皇帝身边，头枕一个长方形锦制枕头，残存的发绺上插满了镶有宝石的金簪，冷眼观望着世间的一切。她那交叠的双腿，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超尘脱俗、看破阴阳两个世界的非凡女性。
她头上的装饰显然比孝靖皇后的昂贵与华丽，几乎每一根金钗玉簪上，都镶有祖母绿和猫睛石。猫睛石在万历一朝曾是宝石中最珍贵的品种，据说它产于南洋一带，物以稀为贵，堪称无价之宝。史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江南一位少妇，头带一支镶有猫睛石的簪子，虽然猫睛石并不太大，但被一位商人发现后，用极为昂贵的代价仍未到手。于是，狡猾的商人设法结识了她的丈夫，且终日以酒席相待。如此两年，最后商人才透露了他的心愿，猫睛石方到手中。这个故事不免具有野史性质，但由此可见猫睛石的价值之昂贵。
在孝端皇后尸骨的下面，铺有一床缀着整整100校金钱的褥子，金钱上铸有“消灾延寿”的字样。褥子两侧，放置了大量的金钱元宝。元宝两面都刻有文字，刻文内填朱。其文字为：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
从元宝的刻字看，都是九成色金十两锭，且均为万历四十六年大兴与宛平二县所进，铺户也只有徐光禄和严洪两家。这就更加证实了史料中关于除“金取于滇”之外，京师的专设铺户也必须为宫廷重价购买的记载。
孝端棺中的金银元宝为孝靖所没有，有些史学家认为是万历对孝靖的薄葬造成二者的差异。这个说法难免有些偏颇。因为孝靖葬时仅为皇贵妃，而孝端葬时则为皇后，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自然不会等同。
第十四章 打开皇帝的棺椁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一场风暴席卷而来，发掘人员由此陷进了动荡的旋涡。春色正浓，然而花已落去。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玄宫里，人们时而忧心忡忡，时而乍惊乍喜——
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当发掘人员忙于清理帝后的尸骨及殉葬品的关键时刻，一场反右的政治风暴在席卷广袤的城乡之后，又沿着曲折的山道，刮进定陵这片阴阳交汇的世界。
这时的发掘队，已不再受长陵发掘委员会直接领导，而是和定陵博物馆的筹建人员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确切地说，发掘队已由博物馆筹建组接管。发掘人员根据筹建组领导人的指示，立即停止清理工作，走出玄宫，参加已经开始的政治运动。
尽管夏鼐几次向长陵发掘委员会反映情况，说明停止工作将会造成怎样的损失及危害，但此时委员会的人员已是自身难保，只有为之叹息和沉默了。
对于这场风暴，已在夏鼐的预料之中，但却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时刻到来。也只有在此时，赵其昌才悟出几个月前，夏鼐在发现金刚墙后，留下的那番话的真正含义：“赶快想办法打开地宫大门，不然就来不及了。”
现在就已经来不及了。
尽管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开门、启棺、清理，尽管夏鼐强忍着严重的胃溃疡病痛，用枕头垫在胸前，整日趴在棺椁上劳作，可依然无济于事。随着队员们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尸骨和器物，痛苦而又别无选择地走出地下玄宫，定陵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