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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面对一堆原始发掘材料，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编写，从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规模形制，一直到各类出土珍品的形态及来源、背景，不少器物还要进行修复。三人一边守着资料实物测量、绘图，一边来往于定陵与北京之间查阅文献，同时请专家对器物进行鉴定、化验分析，并考虑复制。
皇陵出土的器物中，品类繁多，这明代物质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种学科与专门知识的配合。特别是那些半腐的织锦，人间近乎绝迹，技艺早已失传，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踪，从缫丝、染色、织造成型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研究起，就很难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了。
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明代是织锦的中心之一。苏州织品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师吴平，这位年近不惑的单身女士告别了多年来相依为命的七旬老父，来到定陵，一坐就是三年。她夜以继日，在空荡荡的库房中面对那既不易展开又不能触动的明代织锦遗物，绘制出几百张织锦、服饰图片，写下了几百页分析资料。直到任务完成，她才离开。最后的研究工作由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的刘柏茂、罗瑞林等专家扶病完成，撰写出“专题报告”。
苏州刺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为复制缂丝衮服组成专门班子。挑选最好的技艺能手，三上定陵。面对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然后回所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衮服复制品。该所的孙佩兰女士也完成了衮服织造的技术报告。
在明代，南京也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定陵出土的织锦匹料、袍服，有的“腰封”已经注明为南京织造。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汪印然接受复制“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的邀请后，拖着文革中挨打落下的腰伤病体，带领着技师和高级研究员面对出土实物进行分析，特制了明代习用的提花木楼机，绘制出长长的专用花本，并追踪早已失传的明代染色技术。为了寻找锤打金箔的绝技，几度寻访，终于在南京郊区找到了明代打箔金工的后裔，当即在该处建立了打箔作坊，恢复了用金箔缠裹蚕丝的绝技。为了用金丝结合孔雀羽毛在透明显花的纱地上织成永不变色、金翠交辉的龙纹，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魏玉清跑遍了全国的禽鸟养殖场和动物园，才汇集到一团，也仅仅是一团孔雀羽。
地宫中的长明灯灯油，在地下储存三百多年，这样的实物在国内是仅见的。对此进行化验分析，取得数据，对我们今天的油料储存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找到粮食部谷物油脂化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樊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他时间太紧，正准备资料出国讲学，而他只好连夜分析化验，写出“专题”报告，次日清晨就出国远行去了。
帝、后的牙齿需要鉴定，但是头骨牙齿毁于“文革”，怎么办？赵其昌想起了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周大成教授，他是口腔医学史专家，写过不少关于古人牙齿的论文。地宫打开之后，他到过定陵，能否从他那儿找到一点资料？谁知见面他就哈哈大笑说：“好哇！早已写好了，拿去吧！”二十多年前的资料他还保存着，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可算专题报告最为顺利的一项。而首饰、木质品等项的鉴定，在北京花丝镶嵌厂的柳淑兰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刘鹏的热情协助下，也很快顺利完成。
骨骼毁了，无法鉴定。头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虎侯自愿承担。并请来北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高富愿，作头发的血型鉴定。幸而保存下了万历和孝靖的两束发髻，孝端的则毁于“文革”。
为宝石、玉石的鉴定，赵其昌和王岩来到地质部80岁高龄的老专家杨杰家中，请他帮忙。对于宝石、玉石的鉴定，杨杰教授堪称国内最著名的权威。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十三年，专攻宝石玉石，回国后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稀世珍宝“金缕玉衣”就是由他鉴定的。当他们说明来意后，老教授感慨地说：“我等了你们20年，今天终于来了！”可惜来晚了，尽管老教授支撑着病体，断断续续地进行鉴定、分析、化验，但未及全部完成，他又谢世了。未竟的事业，不得不再请地质博物馆的中年研究员赵松龄等专家继续完成。
老专家的去世，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是，更大的遗憾则是三具尸骨的消失。
对于尸骨，郭沫若早就有过建议：要多方面化验。在清理万历皇帝尸骨时，郭老又对赵其昌说：“外国人有古代病理学研究，一是研究死亡原因，那是法医学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知道万历的死因。他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个瘸子，有史料记载他吸过鸦片，但是到底是什么病使他的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地分析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病致他于死命，并可知道什么病在什么时候就有了。比如梅毒，在明代末期才有记载。美洲的印第安人无此病，是欧洲人到美洲后才有的，过去此病在中国叫广东癌，万历有没有？我们都要追踪一下，积累一些确切的资料……”
可是当他们要找尸骨进行测试和研究时，已经晚矣。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满怀悲愤与悔恨，在定陵前广场和陵园外的土地上搜寻了整整一个上午，连一片骨渣也未发现，只有那个悲壮的故事还残留在人们心中。
1985年3月，定陵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进入尾声。夏鼐大师听取了赵其昌、王岩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考古所的工作，我可以少管、不管，定陵发掘报告的事我要管到底。困难我帮你们解决，争取尽快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忙碌。突然急剧地咳嗽起来，一股热流从胸中升起，沿食道喷涌出来。一低头，两口鲜血溅到地上，他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他的胃、肝和心脏受到极大的损害，疾病越来越多地缠绕着他的身心，消耗着他的生命。夏鼐预感到今天的征兆不同寻常，便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缓缓地来到院内，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以便继续坚持工作，待稍有空闲时，再去医院诊治。
夏鼐大师在院子里踱了几步，又猛然立住脚，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他要通了定陵博物馆的电话，让赵其昌立即将发掘报告的初稿送来。
报告当天下午便送到夏鼐手中。他捧着厚厚的书稿，仰起苍白憔悴的脸，微笑着对赵其昌说：“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也有个交待。”
此时的赵其昌自然不明白大师话中的全部含义。当他醒悟时已经晚了，任他怎样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
1985年6月19日，一位工作人员到夏鼐的办公室请示工作，却发现大师趴在办公桌上，永远地睡着了。桌上放着定陵发掘报告的初稿，稿纸上留下了用红笔圈划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定陵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高龄的朱欣陶，也在广州某医院与世长辞。昌平县委和十三陵特区党委在定陵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遵照老人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十三陵这片他从青年时代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就开始奉献自己青春和热血的土地上。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95年10月中旬，我们又来到十三陵特区进行最后一次采访。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柿子红得诱人，山坡上树叶在秋霜的亲吻中变得红艳艳的，恰似少女羞涩的脸颊。置身于群山树影的怀抱，面对大自然的旖旎风情，恍惚进入一种博大宽广的大千境界。染色的树林覆盖了黄褐色的土地，升腾飘渺的雾气，掩映着雄伟的红墙和金红色的琉璃殿宇，在激荡澎湃的雾海中若隐若现，时有时无。登上高大宽坦的宝城陵墙，顿感心胸豁然开朗，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凝固，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如同步入世间仙境。美哉秋色，壮哉山陵！此情此景令人悠然升发出百般思绪，千种情怀。浩浩乎天地，茫茫乎苍生，匆匆岁月，逝者如斯。
十三陵，真是一处世间难得的好地方，不愧为皇家圣土。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叠刻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印痕。每一座殿宇，每一座陵园，都是一部历史的画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浓缩的帝国，大明帝国近三百年历史风情的总记录。
穿越在这琉璃飞檐、苍松翠柏组成的历史画廊里，我们的心情又分外沉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帝国，终于走向了衰亡；散落在这一隅之地，令人不禁心怀怆然。除长、定、昭三陵尚存之外，其余诸陵当年辉煌的殿宇、磅礴的明楼、宏伟的朱墙，已是残破不堪，满身疮痍，容貌全非。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飘荡跳跃的浪花总会消失。一切事物来自自然，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重新回归自然。这是永恒的真理。
黄昏隐去，夜幕降临。我们穿行在陵区的乡村采访。陵区一片寂静，漆黑的夜幕覆盖了壮丽的殿宇和苍郁的松林。秋风吹过，树叶飘零，在无垠的夜色中发出刷刷啦啦的声响。这响声使我们想起皇宫的鼓乐，万历无力的哀叹，郑贵妃痛苦的呻吟，张居正革新的诉说和愤怒的呐喊。
风越来越大，浓雾在山坳中升腾飘浮，前方一片迷蒙。在苍茫的山间小路上，如同走进远古的岁月，整个身心都和历史风云融为一体。作为个体的人，已成为那段史诗中的一个符号。我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现实使命，似乎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士兵……李自成的马蹄声越来越清晰，努尔哈赤大军盔甲刀枪的碰撞声越发分明可辨。明帝国灭亡在即，历史从此开始改写。一种莫明奇妙的悲哀充溢着我们的胸臆，使我们感到透不过气来。
深夜，我们在定陵博物馆投宿。尽管楼下现代化的电视正播放流行歌曲，但我们的心仍在历史的长廊里徘徊。有人说，居庸关为蒙古高原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则为北京北部的重要屏障。居庸关、天寿山与北京一存俱存，一亡俱亡，所以有人认为明帝国在军事上失利于北京守御分兵太散，从而失去了防御重点。因为天津要守，以保漕运、海运；通州要守，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屯粮之地；涿州要守，这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