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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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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1958年分别减少390万头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年、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存在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初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人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知道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比别人“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重大问题。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一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的说法或许可为参考: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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