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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账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像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像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第十五章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像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19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吗，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