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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二蛋前任的民兵组长。区干部想了想也就没反对。
没得到好枪的青壮年全进了“做事组”，跑运输、支前、搞抢种抢收……除了不用参加站岗放哨，啥事都做。有人偷懒？别急，有“棒子组”呢。
扛棒子的都是四十多岁的老民兵，组长是孟喜子他爹。这“棒子组”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地道。
抗战的时候，曹县这里也挖地道，但这地道不能打仗，只能用来隐蔽和撤退。地道修得很长，从村里的家家户户通往村外野地的十几个出口。老百姓从炕头一钻，就能跑到道沟里；从庄稼地里一猫腰，又能从邻村的院墙边出来，到处跑。
刚开始，老百姓图省事，地道挖得既矮又窄，还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搁在地道里，一遇到情况，更是把家当几乎全搬进来。猪、鸡、农具、炕柜、纺车，堵得是水泄不通，连路都走不动。最可气的就是民兵事先统计有多少粮食要往地道里藏，家家户户都往少里报，结果紧急时候要抢藏了，却又发现多得没时间运。
区政府号召改造地道，不仅扩大空间，还修了水窖、粮食窖、杂物间、通气口，不允许把柴草之类的东西带进来。可群众以往都把地道当做个公共地方，很不自觉，这就需要有人监督管理。
“棒子组”的老民兵都是一家之主，检查别人够严格，可如果自己家被发现什么缺点也丢脸，所以都很认真。打下的粮食早早藏进了地道，遇到情况，家家也都有个明白人，知道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棒子民兵办事认真，葛二蛋就凡事高抬老民兵几句，依靠“棒子”进行管理。有一回，他想在村外的几条道沟之间挖地道，这样野外游击时更能够隐蔽机动。就先对老民兵说：“对不住了，要请你们多照看几条地道。”老人们很高兴：“你们小伙子流血流汗，只要能保安全，我们多费点心思不算啥。”
可这挖地道的活是要让“办事组”去干的，宣布的时候，有个愣小子犯懒，刚嘀咕了几句，葛队长的脸就拉下了。看见队长脸色不对，几根棒子立刻就抡了上去。站在旁边的村长连忙制止：“不行不行，怎么能打人呢？”葛二蛋笑笑：“没啥，你看，揍他的都是他爷爷辈的。”村长突然想起自己的辈分也不高，就不敢再吭声了。
葛二蛋越来越霸道，惹得区干部到县里面告状，说葛二蛋总犯错误，不能当骨干了，要撤了他。没胡子的县领导说：“不对不对，葛二蛋战斗勇敢，成绩显著，当民兵骨干完全合格啊。”白胡子县领导说：“不急不急，葛二蛋的错误是否严重，要先问问群众，要讲民主。”
于是到各村调查，老百姓们都说：“葛二蛋好样的呀，葛二蛋领导得好！……”县领导哈哈笑，区干部无可奈何，葛队长也就安然无恙了。
葛二蛋觉得这“民主”救了他一把，真是好东西，就拉着区长问：“啥是民主？”
“民主，就是凡是要先问问大家，征求大伙意见，按大多数的办。”
“噢，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好。”
“哼，好是好，可党中央也说了，反对绝对民主。”
“那啥是反对绝对民主？”
“就是也不能全听群众的，原则的问题还是干部说了算，重要的事情按干部的意见决定。”
“啊，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更好。”
塔湾这里是游击区，所以也免不了日伪方面的征税，对于这些税收，村里采取的是一瞒、二拖、三藏的办法，很少硬抗。镇上的伪政权一般也只是叫得凶，到最后敷衍一点粮食也就是了。毕竟这村子周围有不少地是镇上财主家的，把农民惹急了他们也捞不着什么好。这应付伪政府的事情都是由村长去干，葛二蛋很少过问。
其实，镇上的人对葛二蛋是不是真的“自警队长”或者是不是民兵并不感兴趣，他们倒清楚葛二蛋是搞走私的，因为都知道他卖农具，货色明显和当地的不一样。只是，从来就没有人过问，兵荒马乱的，谁也不愿意找这不痛快。
可偏偏就有人不识相。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领头的是个税捐稽征处的录事，他大模大样地训了一通话，说什么牙税、牲畜税、屠宰税，还讲什么“督征旧欠”、“积赋并征”，反正是要钱。村长说实在没钱呀……那个录事就喊人搜村子，没找着粮食，发现两头没来得及藏好的牛，就牵走了，村里人说尽好话也拦不住。
葛二蛋在边上对伪军保安队长说：“李大哥，真把牛拉走了，可要出事的。”保安队长咧着嘴笑：“葛二哥，我知道，要出事。”
稽征队出了村，葛二蛋带着“快枪组”也出去了，先到路边埋伏好，等了好久，看见那伙人过来了，稽征处的人走前头，保安队牵着牛、驮着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东西走在后头。
队伍到了跟前，排子枪响了，伪军保安队立刻跑得没了影。稽征处的人当场打死了一个，其他四个全被抓了。
把俘虏和追回的财物带回村里。东西好办，可人咋处理呢？想了一会，葛二蛋有主意了。
召开群众大会，四个坏蛋跪在前面，葛队长先揪起那个录事，问大家：“乡亲们，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大家说，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
“好的，来人！”于是立刻拖出去砍了。
再揪起一个已经完全吓傻了的，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放了。”由于已经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有些人心软了。
“还是喊砍的人多，好的，砍了。来人！”于是又砍了。
第三个已经瘫了，揪起来再问大家：“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老百姓终究是善良的。
“好的，民主，放了。”虽然放了，可这小子已经走不动路了，只好架出去。
第四个顿时觉得自己运气来了，满脸鼻涕眼泪地望着大家。葛二蛋揪着他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放了吧。”
“好的……哦，也不能太民主，这回该听我的了。来人！把这家伙拉下去打五十军棍。”
可怜的家伙，不知道应该喊幸运还是该喊倒霉，反正也是被打得走不动路，抬了出去。
区长听说这事，说：“怎么能这样，既不查清罪行又不请示，乱杀人乱放人。”
葛二蛋不以为然：“我又民主了，又反对绝对民主了，难道还有错了不成？”
区长县长哭笑不得。
不过，税捐稽征处的人是再也不敢到塔湾来了，都知道这里有个二百五活阎王，简直吓死人了。
眼看要到麦收了，村里接到了两张缴纳粮款的告示，一份是冀鲁豫第十公署的专员张耀汉签的，另一份是伪曹州道的道尹朱经古签的。村长照着念了一遍，葛二蛋把朱经古扔一边去，开始琢磨张耀汉的条子。
1944年以后，天公作美，华北粮食收成逐年看好，军粮收购也就不太困难。共产党政府为了减轻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运输压力，允许一些地方用货币或者其他军需品抵充公粮，棉花布匹、铜片子弹壳都可以，如果是弹药就更好了，一枚迫击炮弹能够顶一千二百斤小米呢。葛二蛋和秀松算了半天帐，觉得还是交弹药最合算，可这些玩意上哪儿去弄呢？
隔天下午，有村民回来说，二十多里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拉军火的马车，马匹被路沟崴断了腿，只有几个伪军守着。葛二蛋一听来劲了，招呼快枪组就往那地方奔。
到了跟前一看，可不是，三个伪军正在马车上打盹，车边上摆着好些个弹药箱子。秀松提议是不是等天色晚点再打，二蛋说：“不行，你没看见他们正等人呢，再晚点就没戏了。”
于是就开打。一排枪过去，一个家伙栽倒了，另两个抱头滚到了路边，民兵们兴奋地从高粱地里冲出来，嗷嗷叫着往前跑。突然，公路两头都打向他们打枪，当场就有一人被击中头部牺牲了，还有俩人受伤倒地，大家被打蒙了，左右一瞧才发现，坏了！敌人在前后都放了警戒策应，民兵没经验，根本没注意到。
队伍呼啦一下就溃散了。葛二蛋和秀松喊住孟三，三个人拼命把伤亡者拽下来，钻进青纱帐里开溜。走到半路，肚子上中枪的民兵就死了（大腿受伤的那位，日后也成了个瘸子）。这下可麻烦了。
回到村里，死者的家属哭着喊着找葛二蛋赔人。还有几个老太太抱着儿子的枪还回来，说是他们家孩子要退伙了，再跟着葛二蛋瞎整，早晚会送命。葛队长垂头丧气地说：“我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少交点粮食么……”
区干部到村里来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发抚恤金。他们在肯定了葛二蛋斗争意志的同时，也批评他“盲动”的失误，并且指出：民兵队胜利时一哄而上，失利时一哄而散，说明平时思想教育不够、军事训练不够，需要改正领导作风。从此以后，葛队长的“高参”秀松同志改任副队长，什么“师爷”、“先锋官”、“护兵”之类的职务也统统取消了。
葛二蛋受了挫折，可并不灰心。过了两天，他又到镇上去找保安队长做生意。
保安队的李队长住在孟二财主家，葛二蛋熟门熟路。这孟二财主和孟喜子娘家是本家，算起来也是葛二蛋的亲戚。二财主在镇上开染房开商号，买卖做得挺红火，他哥孟大财主在村里有三百多亩地，葛二蛋就是大财主的“二地主”。
葛二蛋和保安队长关系不错，以前就曾经用蔬菜和猪肉同他换过三十发手枪子弹。这会，俩人在一起喝酒，葛二蛋又提出买子弹的事。李队长龇着牙笑：“卖子弹给你干啥？还拿来打我啊。”
“哪能呢，哪能呢。李大哥，咱俩好兄弟，亲热都来不及，打谁也不能打你呀。”
保安队长就接过清单来看。这是葛二蛋让秀松写的，他说不能光给钱，要不然李队长觉得咱们是个财主，肯定得敲竹杠。先开个清单，伪币、光洋、粮食、蔬菜，什么都列上，再写上一头猪、两只羊、几只鸡，好像把家底掏空了似的，这就好说多了。
李队长指着清单说：“这里面有些东西你得先送来。”
“为啥？”
“过些天我们要去你那里清乡收粮，白拿走的东西可算不了账。”
“不能不去我们村吗？”
“不行，这回曹州道派人下来，到你们那里督征旧欠，收粮队是一定要去的。”
葛二蛋怒了，抓过清单就往外走：“姓李的，子弹买不买再说，先告诉你，要是敢去咱们村抢粮食，我非打你不可！”
“自警队敢打我保安队？你不要命了。”
“扯！粮食就是我们的命！”
第二十九章
回到村里就把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开始搞坚壁清野，抢收、抢打、抢藏。快枪组带上武器，轮班警戒，民兵和村民们天不亮就下地，白天抢割、夜晚打场，把粮食都藏到地道里去。周围的几个村子也都照着样子学。
果然，过了两天，镇上转来了日伪粮库的命令（菏泽曹州道的粮食仓库分设在曹县、濮县、成武、定陶），要求村里三天内缴纳麦子六十担，筹款三万元，“违者严加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