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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学的政治力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他已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他意气风发，但又谦虚地说，虽然经国之志未泯，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他不幸言中，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产”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简直是刁民生产地。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临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他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那我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人就是恶棍，市侩的小人。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上访。许县令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这使他生不如死。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这些人太机灵，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
许县令无计可施，只能请辞，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
王阳明一到庐陵县，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对付他们，只能采取高压政策。
王阳明将心比心，分析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人没有定力，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就没办法生存。
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如果他们真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
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确的。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当然，这并不是政府的错。中国古代政府靠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轻徭薄赋”的政府凤毛麟角。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的，问题是，庐陵不产这种东西。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百姓当然不干了。
王阳明还未坐稳庐陵县县长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战鼓，向新来的大老爷投诉，声称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
王阳明看了状纸，又看了案宗，发现这的确是一项莫须有的税收。于是，他答应庐陵百姓，会要求上级政府取消这个税，甚至是取消更多没有必要的税。
这种包票打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阳明陷入了困局：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强行征收，百姓的反应一定是极为窝火。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激起民变。
王阳明是那种一定会为民请命，但绝不会直来直去的人。他找来前届政府的工作人员，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就把事实告诉了他。三年前，庐陵的赋税还没有这样高，自来了位宫廷税务特派员（镇守中官）后，庐陵的赋税就翻了三番。据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特派员姓王，是个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华大宅里，里面每天莺歌燕舞。
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祸首。只要搞定他，庐陵县不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他给吉安府长官写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监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看的。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我还听说，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我现在有个小疑惑，这些赋税是上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还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再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真有民变，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
他最后说，我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请求辞职。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那他不会恐惧。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对于别人的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那他就不是个合格的太监。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王阳明此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国，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天蓬元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但人家毕竟也是天上来的。
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我看这庐陵的赋税是有问题，暂时免了吧，等王阳明走了再恢复。”
庐陵人感激王阳明，几乎痛哭流涕。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又臭又长，毫无阅读快感可言。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中，所以一致认为，打官司是没有良知的表现，今后要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王阳明趁热打铁，继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行改造。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光荣榜：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助人、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在该亭张榜表彰，树立榜样。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的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这是去人欲。
所谓政治力，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际关系。王阳明在庐陵，首先必须要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还必须要搞好和下级的关系，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实现；他更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因为百姓是他实际上的衣食父母。但让人沮丧的是，“父母官”大都热衷于和上级处理好关系，偶然会用心于下级关系的维护，很少有官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和百姓的关系上。理由很充分，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百姓不是他们的权力源泉，上级才是，皇帝才是。
王阳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决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处理这层关系时的思想就是先让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唤醒他们向善的心。让他们专注本职，不要以和自己内心无关的官司为人生目标。
同时，他还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百姓的难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比如他在庐陵县城视察时发现庐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狭窄，又没有砖墙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将是灭顶之灾。于是，他就发出命令，要那些临街民居退进三尺，以拓宽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