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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庐陵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于是他吃斋一个月，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一个多月后，一场倾盆大雨降临庐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为己心。但我们应该知道，王阳明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按朱熹的说法，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不可能知道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无从下手。你必须先通过书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总结“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王阳明用事实反驳了朱熹，按王阳明心学的说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没有显露在基层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现在我碰到这个机会，那些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关于基层工作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为百姓好，就能想到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后去做就是了。
这正如他对弟子徐爱说的，孝顺父母还需要去外面学什么？只要你有孝顺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来了要给父母添衣服，夏天来了要给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庐陵一样，只要有一颗为百姓的心，就必然会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隐患，这种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寻求。
当然，王阳明不仅是个高超的政治家和战略谋划家，还是个能灵活处理具体事务的干练的技术官僚。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庐陵不仅讼棍多，恶棍也多。王阳明曾活捉了一个绰号“王和尚”的强盗。经审讯，王和尚是一个强盗团伙的三把手，这个强盗团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经过王阳明的一番心灵启蒙，王和尚居然良知发现，供出了老大多应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缉拿归案，并且招供。王阳明将他们送到上一级政府。但过了不久，王阳明收到上级的抗诉信，信中说，这件案子是冤案，多应亨和多邦宰是纯粹的良民，之前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经承认。上级政府要王阳明重新审理此案。
这案子并不难断，三人作案时的目击者有很多，当时也取证了。而且三人也承认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种可能：多应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点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顶罪。
王阳明不想让罪人逍遥法外，他决心让这三人重新亲口承认罪行。开庭审问前，王阳明叮嘱他的幕僚说，当审讯到一半时，你就来找我，装作有要事的样子。幕僚听从。王阳明上堂后从头到尾问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应亨、多邦宰无关。这时，王阳明的幕僚走出来说有要事，王阳明离开。趁着三个罪犯不注意时，王阳明偷偷地钻进了桌子下。过了一会儿，王和尚见大堂上只有他们三人，就低声地向二人说道：“等会儿可能要给你们上刑，只要你们能忍耐下来，我就能替你们脱罪。”他话音刚落，王阳明就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着惊愕万分的三人。
这是王阳明“机诈”的又一个典型事例，王阳明绝非是一本正经的冬烘学究，处理实际问题，他从来都是灵活多变的。
庐陵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第一次施展拳脚的地方，效果显著。当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终不曾忘记“经略四方”的大志一样，在庐陵，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修炼和传播他的心学。自心学诞生那一刻起，王阳明传播心学的使命感就与日俱增。如果从前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那么，现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他在庐陵和弟子聊天时，对自己在龙场的两年时光唏嘘不已，同时也对在贵阳讲“知行合一”的成果并不满意。他对弟子冀元亨说，其实听课的人虽然认同我的“知行合一”，却还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他们根本没有体悟到“心灵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人只要把内心的善完全唤醒，就能体会到圣贤的滋味。
很少有人愿意体会圣贤的滋味，因为他们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做了官，尊严、权力和荣华富贵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无非就是这几样。
刘瑾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也用自身的毁灭证明了这种看法和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刘瑾于1510年农历十月以贪污罪在北京被凌迟。
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刘瑾始终处在权力的巅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权力巅峰上现在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朱厚照，另一个就是刘瑾，而刘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已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娱乐，所以政权渐渐转移到了刘瑾手中，他被人称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肃安化王朱寘鐇（zhì fán）宣布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肃镇压。这支平叛军的司令叫杨一清，杨一清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过，因不肯给刘瑾行贿而受到革职处罚。朱寘鐇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厚照要兵部推荐平叛军司令，兵部里在职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就想到了这位在野的同事。杨一清早上得到消息，中午就进了北京城。这说明建功立业对他有极强的诱惑力。
平叛军的政委（监军）是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是宫廷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刘瑾。但宫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刘瑾不和。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刘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暧昧，张永和刘瑾因此事而打过架。朱厚照后来劝了架，给张永又找了个更年轻漂亮的老婆，自然，张永的老婆名正言顺地归了刘瑾。
如果仅是这一件事，张永和刘瑾的仇恨还不至于那样深。刘瑾自绝地反击刘健、谢迁成功后，坐稳了宫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涨船高，但刘瑾毕竟是老大，一手遮天，并未把七位虎友当成兄弟，只是当成小弟。张永据说是有情有义的人，在刘瑾对待兄弟的态度上极看不惯。况且，他内心深处也有个阴险的想法，想取代刘瑾。
杨一清知道张永和刘瑾的关系极为脆弱，所以在路上对张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到达甘肃时，朱寘鐇这个无能的王爷已被手下一名将军活捉，于是两人高兴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杨一清断定他和张永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就骑在马上说：“现在外患已除，内患仍在。”张永故意问：“四海升平，宫中和谐，有何内患？”杨一清就在手掌上写了一“瑾”字。张永默不作声。
杨一清的开头不错，于是直逼张永的底线：“公公在宫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张永明白杨一清的意思：“刘瑾宫中耳目众多，搞他，比登天还难。”
杨一清拍掌叫道：“只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刘瑾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刘瑾的哥哥刚死，他准备在满朝大臣去参加葬礼时发动政变挟持百官，造反称帝。”
张永大为惊骇。他问杨一清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杨一清讳莫如深，只是说，公公您只需按咱们的计划去执行，水落自然石出。
杨一清的计划是：两人回京，朱厚照必会摆宴接风，刘瑾必到，而很快他就会走，因为刘瑾见不得别人风光。他一走，马上拿出事先写好了的刘瑾要谋反的奏折给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说来也奇怪，这件事真的就极顺利地成了。关于过程极富戏剧性，接风宴只剩下张永和朱厚照时，张永拿出奏折，朱厚照不看。张永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刘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晕晕乎乎，问：“他为何要造反？”张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说：“由他做去。”张永叫起来：“他做皇帝，您干什么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齿道：“奴才辜负我！”
当夜，朱厚照的搜查队就冲进了刘瑾家，从他的密室里搜出了管制刀具和一件龙袍，刘瑾被关进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刘瑾被定罪，凌迟处死。
刘瑾一死，王阳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朱陆异同
151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九岁的王阳明回到北京，在兴隆寺里等待新的任命。他惊奇地发现，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离开时那样死气沉沉，到处都是新气象。他在北京的弟子们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事上练）。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尊德性）和侧重学问（道问学）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