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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窑洞的灯光
就在郭沫若辛苦辗转由日本返回祖国之时和回国之后，在祖国内地，在陕北黄土高坡上，有一孔窑洞经常是彻夜照射出明亮的灯光。
这是毛泽东在夜以继日地为国家大事操劳，为根据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消长部署抗日战争而运筹帷幄。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依偎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雄伟的宝塔山矗立在城南，清凉山似一道屏风隔在它北面，清清的延河水蜿蜒在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
延安周围，尽是黄土岗，被风雨侵蚀了的波浪地形装饰着贫瘠的田野。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个繁华的边塞小城。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逐渐萧条了下来。相传有一年这里久旱不雨，饥民在死亡边缘挣扎，是一位老和尚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残存的人们，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就将这个地方称为肤施。这个古老的传说当然已无可考证，也无须考证，但从它却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是多么渴望舍己为人的人出现，以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并不设在延安，而是设在延安西面百余公里的小镇保安（后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更名为志丹县）。“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亦即1937年1 月13日，中央才由保安迁到延安。此后，延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的灯塔和摇篮。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国内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团结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不但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愿望的表现以及进步力量对于卖国投降的反动势力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大胜利。嗣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和实际步骤，积极开展和推进以国共两党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这也可以从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做的两次报告中看出。
一次是在1937的5月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在这篇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中，毛泽东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和明白的道理告诉大家，说：蒋介石想当中华民族的官，而日本人一来，想完全征服中国，采取“过硬政策”，要打蒋介石，蒋介石就当不成官了，就要反抗，逼上梁山嘛，这就和我们主张抗日一致了，我们就要推动他抗日呀。毛泽东还说，为了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篇也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这篇结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诫人们：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们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的假象迷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他说，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中国人，还是属于日本人的大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他要大家都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成软的政策。为什么会变？就因为日本人要打他，而他想反抗，又力量不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而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号召全党花大力气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也是一贯的。
早在1922年六、七月间，亦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对当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形式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的确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了革命迅猛地向全国发展。在此形势下成功召开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可以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本形式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由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于失败。但是，即使在革命处于极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未改变更未放弃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组合和变化。不但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表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停止进攻根据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三个条件下，和一切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甚至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还几次写信给国民党，表示愿意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快停战议和，实行新的国共合作以共同抗日。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对党外进步力量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着名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细致工作下，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积极影响。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它的顺利解决，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成功以及这一政策思想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说一说一位美国人对陕北的访问，以及毛泽东对他的接见和连续几天深入的谈话。
这决不是因为对于那位美国人来说，由于这次访问和谈话及由他写出的报道，从此使他成为了世界上和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来访和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本人生活经历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通过他的报道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和政策，其中特别是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
这就是后来受到广大中国人尊敬，更与许多着名中国文化人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倾向进步、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中的一个。当时他还十分年轻，不过三十来岁，为人正直，很有气魄，也很有胆识。他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对中国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他决心深入到陕北，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中国人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一到陕北，就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很爽快地接见了他。
那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虽小却十分古老的小城保安。
他没有想到自己和毛泽东的见面竟会是那样平静而自然。
毛泽东极其朴实平易，让人感到和蔼可亲。斯诺后来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在认真地做着手势。……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大概，正因为毛泽东给斯诺留下了如此特别的印象，斯诺也对毛泽东的谈话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是在窑洞里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夜间，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谈话的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
当然，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谈话的一个重要主题。
斯诺清楚记得，毛泽东告诉他，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则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大概因为是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毛泽东还特别对斯诺谈到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
他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在又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应斯诺之请，围绕统一战线问题着重解释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
毛泽东对这位喜欢追根寻底的美国人也有很好的印象，不仅是喜欢他的友好态度，更喜欢他的认真执着，喜欢他对客观事实和真理的追求。
毛泽东对斯诺阐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态度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
他指出，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严重性，这种侵略在日益加剧，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他说：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