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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蠢尔威武，直等蚊虻，拯溺救火，何畏死伤。
全民奋起，共树典常。魂其有灵，来格来飨！
郭沫若自己说，他当时真是“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他是强压着怒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学生的罪行进行猛烈的抨击的。接着，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讽刺诗《进步赞》，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步”到用新武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其中前两段是这样写的：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简单的诗句，明白的话语，真是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重要的，他又一鼓作气，连着写出了杂文《历史的大转变》，深刻透辟地指出：
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如“三·一八”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是抗战的前奏，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的原动力的雄伟了。
“一二·一”惨案，今天又吹起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号角。
……“一二·一”的烈士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郭沫若关于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关于历史期待着新的民族英雄，可谓句句在理，掷地有声。
郭沫若在重庆更大也更激烈的一次斗争是1946年1月至2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会后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甚至是实际意义上的“肉搏战”，不但在当时震惊全国，就是事后想来，都可谓惊心动魄。
1946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加之他们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作好，不得不同意与中共代表团签署停战协定，并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0日，政治协商会议（后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代表由周恩来率领。郭沫若则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代表参加会议。
国民党的意图当然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再次蒙蔽舆论，欺骗人民，以掩饰其内战和独裁的阴谋，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达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则尽力利用合法舞台进行合法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会议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便在会外连续制造事端。
首先是制造沧白堂事件。
那是1月16日，政协陪都协进会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内外交流，按惯例会议期间每晚请政协代表讲演，当晚讲演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群众千余人，却有百余名特务打手混在其中。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由郭沫若、张东荪报告政协会议情况。
会议开始时，报告人还没有报告，会场秩序就大乱。一些人拼命鼓噪，喊叫，吹口哨。这显然是特务们有计划的捣乱会场。
然而郭沫若临危不惧，按预定计划演讲。他面对会场上的捣乱分子，既无怒意，更无惧意，只是有几分轻蔑。他的嗓门本来很大，又仗着是在四川老家不怕没有听懂他带乡音的话。他本来就善于辞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更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政协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的，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然后话锋一转，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态，对着那些在会场鼓噪的特务流氓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又何必这样呢？”
郭沫若的神态、语气，真正是势压千钧。会场上顿时四处掌声，小特务们一个个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时竟鼓不起劲来。
当然，特务流氓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捣乱是他们的职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仍然捣乱不止。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会议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会上作出一定让步，作出一些许诺。然而，这种让步和许诺只是表面的，暂时性并且是带策略性的。国民党决不会真心实意痛痛快快给人民一点什么甜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会后进行更大的反扑和破坏。当时有些精明的进步人士就有所估计，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估计会来得那样快。
这就是当时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那是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
这天，郭沫若一早就偕同夫人于立群带着全家来参加庆祝会。大会的主席是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一起站立在临时搭起的台上。
大会还没有开始，主席台周围就乱了起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吵大闹，要求赶快宣布开会。与此同时，主席台上突然挤满一些不明来历的人，他们自称是重庆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又是抢播音器，又是占主席台，并不顾大会真正合法的主席团，公然径自宣布奏乐开会。有一个自称是“农民代表”的人把住播音器就要讲话。这些人蓄意捣乱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这时，大会主席李公朴，还有主席团一些成员赶忙上前交涉，还书生气十足地对他们说：大家应好好商量，要发言也要按预定程序，不要打乱原来的计划。
这种“交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方本是蓄意为之，怎能按您老意见“商量”，“按预定程序”进行呢？
这时，台下就有人高呼：
“他们（当然是指主席团成员）扰乱秩序！”
“让我们的代表（当然是特务流氓）发言！”
“打！打！”
就这样，一时喊“打”声四起，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早已站在台上的10几个特务流氓立即把李公朴包围起来连打带拖推到了台下，李公朴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李公朴被特务流氓包围殴打的同时，郭沫若和主席团其他一些成员赶过去阻拦，特务流氓也对他们施以拳打脚踢。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主席团另一些成员，施复亮被许多特务流氓拖打，以至遍体鳞伤；马寅初被打后，所穿马褂长衫亦被流氓抢走；沈钧儒也被流氓殴打……就在主席台乱成一片的时候，台下群众一片义愤，大家一齐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然而，特务流氓已经打红了眼，他们在台上还打得不够，有一些人又跳下主席台去打群众，还有一些流氓抄起主席台上的板凳扔向台下的群众。还有一些特务流氓身上藏有石头和铁器，他们趁混乱又继续殴打与会群众。结果一些工人、学生及新闻记者60余人被打伤。
正当特务流氓行凶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闻讯赶到，大力控制和制止事态发展，痛斥特务流氓的卑劣行径。那时国民党当局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特别是不敢公开对共产党人周恩来表现不恭，才不得不赶快住手。
“较场口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到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
郭沫若虽然身上带伤，但仍精神不减。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的侮辱。”
全场听众听了郭沫若的话，无不表示气愤。新闻记者不断揿动快门，咔嚓咔嚓地对着郭沫若拍照。
郭沫若捂着自己受伤的胸口，仍然有力地接着说：
“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留住半句话没有说出，那就是：“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到头来才真正要尝到失败的苦头。”这半句话并不是他说不出，而是他觉得这句话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们决不会甘心于搞政治协商，更不会给全国人民以和平和民主。
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政协成功大会筹委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李公朴等也曾亲自出庭，事情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于此，继重庆较场口血案之后，3月18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市民的南通事件；4月21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国大问题讲演会，又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一些到会教授被打致伤……但是，正如郭沫若所说，国民党如此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很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5月4日，郭沫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二届“文艺节”及该会成立八周年大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因抗战胜利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郭沫若一直为该会理事，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传达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是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认真贯彻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二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在现今世界，特别是在现今的中国，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尽管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不无一点偏颇，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实在是不容许他有丝毫犹豫和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这次5月4日举行的文艺界的大会上，也是他离开坚持斗争达六年半之久的重庆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他再一次勉励文艺界同仁“为继承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他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