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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这段时间里，郭沫若的工作不知要比过去繁忙多少倍，而他也不知从那里来那么大的劲头，真是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几乎在同一时间，他要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华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他的脑海里，几乎要同时思考文化、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问题。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郭沫若任大会总主席，既致开幕词，又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今后“文艺运动的总指标”。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三大任务：“要加强团结，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艺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
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他的话虽然不多，只有短短几句，但言简意赅，对到会的代表以至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极大的鼓舞。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着重阐述了文艺界关于团结、为人民服务、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文艺界的全局观念、组织等几个重大问题。
郭沫若在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代表大家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最后，大会选举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9月21日，在经过一系列紧张而有秩序的筹备工作之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终于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大会开始，鸣放了54响礼炮。
毛泽东在全体代表长达5分钟的如雷掌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并致开幕词。他用浓重的乡音，激越的情绪和高亢的话语向全体代表宣告，不，也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毛泽东在高声宣读大会开幕词时，全场代表无不为开幕词的话语和激情所动。
郭沫若当时也坐在其中。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今天的听力似乎特别好，毛泽东的话，他一字字一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不住的点头，也不时用手绢擦拭眼睛。
此时此刻，他的复杂而又激动的心情，非但是别人不能描述，连他自己也觉得很难说清。他的千言万语只凝成了一首诗《新华颂》：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产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
人民品质，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无产阶级急先锋。
现代化，气如虹，国际歌声入九重。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海洋流新颂，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千秋万岁颂东风。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郭沫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不但要参与国家和政府的领导工作，更有机会经常和毛泽东接触和交往。自然，因为整个国内形势较之过去有了根本变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和交往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毛泽东成为了全中国的最高领导者，是各族人民拥戴的领袖，而郭沫若虽然拥有比他以往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但是大诗人，大学者，同时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再往大里说，或者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无论如何说，他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文化、科学、艺术、教育战线的领导人。
私人关系，私人交往，必然受制于这一大的格局。显然，自此以后，他们的交往要和过去完全一样是不可能了。
第六章 历史在这里转弯
●一、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祥和日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的大事。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
最主要的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郭沫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也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郭沫若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担任着国家事务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1949年10月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他就被选为该会主席；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副主席；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院长，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1950年12月16日，他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1953年10月6日，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后在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连选连任。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郭沫若出任校长。1963年10月4日，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我们无法（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列出郭沫若所有的职务头衔，只需用一句话总括：直到郭沫若去世，他在参与新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他的全部精力。
而也正是在这近30年的岁月里，由于郭沫若直接参与了政治文化学术最高层的领导工作，比之他过去和毛泽东的接触，虽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是相当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了。这对郭沫若来说，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即在他在更高层次参与国家和社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必然因毛泽东在某些方面的政策失误而说错话，做错事，以至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或错误决策连在一起，。这既有主观因素的使然，更因为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一句话，历史从这里发生了大转折。如果说，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可以用“朋友”关系来概括，现在，就不能简单用这一词语来形容，来概括了。他们之间更多的正式的工作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只是一党领袖，而现在虽仍然是党的领袖但此时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掌握着全中国，面毛泽东除了还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全国至尊。此种情况表明什么，毛泽东和郭沫若两方面都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有一些细节就很说明问题：
据臧克家后来写的《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到，还在1949年7月1日，即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郭沫若即代表近千名与会代表向毛泽东“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臧克家说：“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还有一次是开国后第二年，即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一见，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细节表明真实。上述两条，不正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以及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已和过去不同，不是一般同志朋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
不过，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的转折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毛泽东和一些朋友熟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关系，表面看来变化还不十分明显。整个环境是喜庆祥和的，人们关系即便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这也可以用一些故事来说明。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是：1949年秋，即共和国成立前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中国共产党之邀，从香港绕道东北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哈尔滨，他听到人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即感到有点别扭。心想：共产党成立之前，更不用说取得政权之，中国不是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吗，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他认为应该在“中国”之前加一定语“新”，即“新中国”，这样既表现了热爱之情，又比较准确。没想到这意见很快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待章乃器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对他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章乃器一听，热血上涌，感到意外的惊喜：“共产党真了不起！在车上随便说说，竟这么快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立即采纳了！”后来，全国传唱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