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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是用心，用笔参与了这一斗争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早期诗作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了许多旧体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热情。如1912年初夏写的一首《咏牡丹》，全诗是：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诗中作者以牡丹比喻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没有了帝王，则“艳色娇姿”的牡丹自然也不能再称“花王”了。显然，这里实际是赞颂推翻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另外，他还有一首诗直接写辛亥革命，其中两句是：
蜀道传光复，豺狼庆铲除。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而且，令人民十分失望，令革命的志士仁人无限慨叹无限悲愤的是，所谓“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连短期的“共和”都未能维持。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的变形，失败，郭沫若实际也看到了。就在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冬天，他写了七律《感时》八首，其七是：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不用说，他看到辛亥革命已成“如烟”“旧事”，虽然革命高潮时国人热情高歌“睡狮已醒”，所以他在诗中不无讽刺地沿用了“醒狮”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
以上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颇为有声有色，可惜并无根据，而且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与事实严重相悖。以第一种说法看，首先，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时间是1904—1905年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都还没有离开家乡，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门，而毛泽东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来到北京的。早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毛、郭怎能在北京见面，毛泽东为郭沫若开门更是从何谈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确曾因爱国抗日返回国内一次，那是1915年5月间，因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出于愤怒，一些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数日后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泽东此时也未到北京，在杨家开门见面之事岂不也是子虚乌有吗？
再以第二种说法看，郭沫若在广州投身革命参加北伐，一开始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长，旋于大军出征之后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广州时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要见张发奎，也不至于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开介绍信。这应该是基本规矩和基本常识。至于毛泽东到张发奎驻地要见张，张因睡觉未见，更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时张发奎虽为第四军第12师师长，军营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于如此摆架子，耍大牌。这样描述，颇像说书，生动倒也生动，只不过仅能让人一乐，实不足信。
第二章 交往的开始
●一、中国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这是郭沫若对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的时局和人心的一种描述和看法。
其实，又何尝只是郭沫若这样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有着革命要求的青年也这样看。
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北京作为大本营，顽固地盘据着中国广大的土地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们就都持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这“南方”，就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
说广州是中国的“莫斯科”，当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围或城市历史、城市地位。
那时，莫斯科已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