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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216号室，为金正日写文件。一开始，他跟随我的想法，后来成为金正日直属的宣传部副
部长之后，可能是为了向金正日表示衷心吧，对主题思想研究所持否定态度。文献整理室的
室长和副室长都是我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官位，也持否定态度。社会科学院抓住这个机会，
与宣传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虽说如此，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对主体思想表示了兴趣。一
开始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后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关心。 东京在北朝鲜的
支持下成立了主体思想国际研究所，首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安井。他信奉马克思
列宁主义，后来转信主体思想。我1977年4月在平壤一次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上与他见过面。
我与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主体思想， 我记得与他的一段对话， “怎么
走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信奉主体思想的道路的？”“为了人类的精神解放。”
“人类的精神解放是指什么？” 他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顾左右而言它。
第八章 权力核心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
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
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
在国外活动。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
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
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
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
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
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
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
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
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
它领域，优先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
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
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
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
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
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
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
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
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
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
水平，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
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
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
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
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
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
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
甚微。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老师和模范学校。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
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
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
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
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
对，受到非难。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
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
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
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
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
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
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更寒心的是，金正
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
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
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
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
的一切。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
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
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
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
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
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
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
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
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
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
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
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大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
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11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
“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
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
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
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
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
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
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
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
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
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
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
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1译注：教育部长是许聃，金正日亲戚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
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
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
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
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
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
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
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
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
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
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
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