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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
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
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
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
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
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
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
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
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力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
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
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
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
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
非，我故意避开了。 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
岁了。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
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
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
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
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
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
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
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
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
許耽（。。）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
容淳（。。。）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耽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
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务表示不满。 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
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
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两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
金正日妹妹）是科长，金容淳（。。。）是副部长，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
后来取代了金永南。 许耽的夫人金正淑（。。。）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担任国际书记，在统一
之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主管对南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对金容淳很有意见。不
过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她奈何不得。 楊亨燮（。。。）也不能让金正日
满意，许耽（。。）很精明，很能讨金正日欢喜。金正淑（。。。）欲望很强烈，嫉妒心也很重。
他曾担任工业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对书记不满，就用斧头差点把书记砍死，后来书记被枪毙
了。许耽（。。）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不是那种因为是奉金正日命令行事就把所有人都不
放在眼里的人。所以，他与大家的关系不坏。我觉得许耽（。。）在金正日身边不是坏事。 金
正日最警戒的人是继母金拢龕郏ā！！＃巳酶盖捉鹫詹辉傧舶棠福桶才帕诵矶嗝烂�
的女警卫在父亲身边，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楊亨燮、许淡等人为了博得金正日的信任也
纷纷攻击金拢龕郏鹑荽镜Ｈ喂适榧侵螅嘈沤鹁醇У热说闹С郑詈蠡故潜凰潜撑�
了。 关于金容淳问题的报告交到了金正日那里。金容淳认为外交活动经常要邀请外国客人的
夫人们一起跳舞，所以外交部门的职员的夫人也应该会跳，就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练习跳舞。
这件事当然会引起非议，金敬姬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批判金容淳的大会召开了，很意外的，
我被指定为宣读最后处罚决定的人。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
1984年，金容淳被撤职，然后被下放到平安南道的煤矿劳动长，进行革命改造。几天后，我
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领袖跟我讨论了很久，我们认为黄老师担任国际书记最合适”。我的
心咯噔一下，担任主管科教的书记，我对教育事业算是知道一点，主体思想研究是我的专业，
但是国际书记位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
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
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
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
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吧。“ 我
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 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
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
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
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 “希
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
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
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
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
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
遥控指挥着一切。不管怎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高，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
蛇的程度。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力
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
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
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 对我
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
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
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
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
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 有一次，金正日下令，
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
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
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
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
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
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
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吧。黄老师
不是你说的那样。”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
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
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
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
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
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
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
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
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
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
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 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
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邓小平思路清晰，
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
（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
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