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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德弘（。。。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
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
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
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
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
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
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
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
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
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
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
顾。
就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
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
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
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 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
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 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
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还有，
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
的人！ 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
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 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
国）同胞们协商。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
度变大。 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评价，就交给历史吧。我余
下的时光已经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
我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
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
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
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
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
的逃亡申请。 申请逃亡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逃亡。我热爱中
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
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
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后来通
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
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
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
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
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
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
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
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
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
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
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
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
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
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
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
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
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
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
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
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
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
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
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
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
“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
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
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
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
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
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
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
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
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
鲜带来的文件。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
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
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
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
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人。 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
体。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
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 D。 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
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
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
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
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
罪就没有被认定。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
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
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
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
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
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
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
朴胜玉同志：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
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
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
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
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
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
请求你们最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