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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
在黎川失守后不久，令三军团从福建泰宁向洵口（黎川东北）前进。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而消灭之（三个团缺一个营）。这个营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领导者李德〔52〕不待围死之营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宁进攻模样；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有向硝石夹击消息。我速电反对上述命令，算是得到复电，允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
团村战斗
不久（约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德胜关（福建江西交界）推进。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时约十月初（注：团村战斗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气凉爽，枫叶初红。某日，正红日东升，朝霞映射着德胜关，秋景宜人之际，敌以两师十二个团进至团村东十余里，离德胜关亦十余里；另以三个团组成的师进至团村以东三至五里，为第二梯队。近午，敌三个师倒品字儿形摆成。各敌到，即布置做工事，筑堡垒。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二、三、四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五六里之处，敌未发觉，亦不注意搜索。敌第一梯队两个师十二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之一个师（三个团）筹划做碉堡之事。信号一发，我正面之师积极佯攻，埋伏之主力（我三个师）同时猛烈突入敌之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步枪声，杀声相混杂。敌第二梯队大乱，波及第一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向黎川城乌龟壳内逃窜。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我四个帅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人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仗虽打胜，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也算是胜仗吧！但无后方补充的我军，这种击溃仗，实际意义不大，对敌打击意义也不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这个战斗，虽实际意义不大，当时人马翻天的景象，却经常使人回忆。我在指挥所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当时情景，也就不冷了。因而有感，默念：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蒋介石发现我主力在团村方面，他即令泰宁方面之敌，向南推进。我方面军总司令部，把一军团调来了，使人高兴；可是在寸土不让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机械执行下，仍然不敢让敌深入。一军团从正面突破敌军，三军团从侧面突不出去。只有一条隘路，深谷悬崖，敌防我侧击，尽将树木伐倒堵塞。足有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敌已逃回乌龟壳了。如果让敌再前进四五十里，那一仗就打好了，敌之助攻方面（福建），就将失去作用，就将影响敌军主攻方面（江西、由北向南）。
敌发现我主力到了泰宁方面时，黎川方面之敌又向德胜关推进。从此以后，敌就采用扯钻战术，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由粤军堵防，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而我方则完全招架战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从东向西进，即调三军团或者一军团去堵一下；以后则以三军团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线，同敌七个师正面顶牛，一直顶了五六个月。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