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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栈始由商主，后改官栈。四川以行销黔、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计岸，潼川州为潼岸。河东总岸立于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之汇。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之汇。山西则蒲、解，于安邑运城立岸，而泽、潞等处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滞地，或展限，或减引，或停运，或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诸法。并引附销者，将积盐附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积引统毁，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融销者，以暢岸济滞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于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釐。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徵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徵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向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于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芦边布之名犹仍旧。坵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䎬所纳钱粮，谓之盐坵。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悉裁，祗供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银解部充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釐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徵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釐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盖税以时增又如此。
顺治二年，谕各运司，盐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饷、练饷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祗纳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论。十七年，用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言，回空粮艘禁缉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言：“两淮积弊六大苦：一，输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口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徵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徵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徵至二十馀万。此种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户科给事中余国柱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籓横徵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竿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无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于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乱，江、楚人民迁移其地，食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徠灶丁，垦复盐地、盐坵，报部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荡地二万二千七百馀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馀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于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馀，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部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馀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配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户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曬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徵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侭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馀银作为盈馀。由是私净官暢，每年引不敷运，加领馀引十五万。凡商运馀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馀，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馀。
自上清釐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赀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祗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于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馀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赢馀，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釐，免徵两广盐课每千斤馀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