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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躺在床上后，左思右想的结果，以上想法有必要作一点修正。我忽然想到，写不出自我告白也许是作为人的一个致命缺陷。（至于是否也是作为作家的缺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虽然也许对某些人来说简单明了。）简单地说，我能否写出来《大卫·科波菲尔》？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不像那个伟大而平庸的大作家那样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充满自信。虽然我认为自己比那位单纯明快的大作家经历过远为深刻的苦恼，但我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对现在也一样。振作起来！R．L．S．）没有自信。
少年时代的宗教性气氛，这可以大写特写，并且我也确实写了。青年时代的放荡以及和父亲的冲突，这如果想写的话也能写，并且，用足以令批评家诸君欢欣鼓舞的深刻笔调。结婚的事，就算这也不是不能写（虽然一边看着眼前渐入老境、已经不再是女人的妻子，一边写这个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决定和芳妮结婚后，又对其他女人说的话、做的事？当然，如果写的话，一部分批评家也许会高兴，会宣布说出现了深刻无比的杰作。但是，我不会写。因为遗憾的是，我无法肯定当时的生活和行为。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无法肯定那些是因为你的伦理观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家，而是像俗人一样浅薄。对他们想要彻底看清人的复杂性的主张，我并非不明白（至少在别人想这么做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无法全身心明白。（我热爱单纯豁达。比起哈姆雷特来更爱堂吉诃德，比起堂吉诃德来更爱达达尼昂。）浅薄也好，怎么也好，总之我的伦理观（对我来说，伦理观就是审美观）无法肯定那个。那么，为什么当时那么做了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换了以前，我会声称：“辩解是神的事”，但是现在，我只能赤裸着身子，举起双手，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
说到底，我真的爱过芳妮吗？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可怕的事。连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不管怎样我和她结了婚，并且一直到现在。（首先，爱是什么呢？我明白这个吗？不是在寻求定义，而是想知道，在自己的经验里有没有马上拿得出的答案。哦，普天下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吗？在许多小说里描写过许多恋人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年满四十了，竟然还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是，这并不奇怪。请试着把古往今来所有的大作家找来，当面问问他们这个单纯至极的问题。爱是什么？请他们从自己心情经验的档案库里寻找最直接的答案。弥尔顿、司各特、斯威夫特、莫里哀、拉伯雷，甚至包括莎士比亚，这些人一定会出人意料地暴露出缺乏常识，甚至尚未成熟的一面。）
总之，问题在于作品与作者生活之间的距离。和作品相比，可悲的是生活（人类）总是过于低下。我是自己作品的残渣吗？就象高汤煮后的残渣。现在我才想到，至今为止，我只考虑过写小说的事。我甚至一直感到由这个独一无二的目的统一起来的生活是美丽的。当然，我不想说写作这件事无法成为对人格的修炼。事实上，它成为了。但问题是，比它更有助于人格完整的其他道路，是否就没有了吗？（其他的世界——如果说行动的世界对于多病的自己已经关闭的话，那只是卑怯的遁辞。即便一生躺在病床上，仍然有修炼的途径。虽然那种病人最后的到达往往会偏于极端。）
也许是我太专注于小说这一条道路（在其技巧方面）了吧？我是在充分考虑到只顾含糊地追求自我完整、在生活中不拥有任何一个具体焦点的人（看看梭罗吧）的危险之后，才说这番话的。忽然想起了那位我曾经非常讨厌、今后大概也不会喜欢（他的书如今在我南洋的贫乏的书库里连一本也没有）的魏玛共和国的宰相。那个男人，至少不是高汤的残渣。正相反，应该说作品是他的残渣。啊，我的情形则是，作为作家的名声荒唐地超越了我作为人的完整（或者说不完整）。可怕的危险。
想到这儿，感到一种奇特的不安。如果把现在的想法彻底化，我以前的作品是不是应该全部废弃呢？这是令人绝望的不安。与至今为止我生活中的唯一主宰“写作”相比，竟然会出现更有权威的东西。
但在另一方面，排列词句时神奇的欢喜，还有描写中意场面的快乐，这些已经渗入习惯、性情的东西，我决不认为会离我而去。执笔写作大概永远将是我生活的中心，并且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没必要害怕。我有足够的勇气。我必须勇敢地迎接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蚕蛹要变成蛾子飞上天空，必须无情地咬破自己从前织就的美丽丝茧。
十一月××日
邮船日，爱丁堡版全集第一卷送到。对装帧、纸质等基本满意。
将书信、杂志之类全部浏览一遍后，感到在欧洲的人们与我之间看待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是我变得过于通俗（非文学），还是他们的想法本来就过于狭隘呢？二者必居其一。
以前我曾经嘲笑过研习法律之辈。（但我自己却拥有律师执照，真是滑稽。）因为我认为法律是只在某个地盘内拥有权威的东西。再怎么通晓它的复杂结构，它也不具备普遍性的人类价值。对现在的文学圈我也想这么说。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或者充其量，欧美乃至白色人种的文学。他们设定了这些地盘，把自己的嗜好吹捧成神圣的法则，在决不会通用于其他世界的特殊而狭隘的约定俗成下，夸耀着自己的优越。这一点，生活在白色人种世界之外的人大概无法体会。
当然，事情还不止于文学。在对人、对生活的评价上，西欧文明也制定出了某种特殊标准，并且一心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那些只懂得有限的评价法的家伙们来说，太平洋原住民人格上的优点，还有其生活的美感，是根本无从理解的。
十一月××日
在那些周游于南洋各个岛屿之间的白人小贩中，偶尔能发现（不用说，其余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的奸商）以下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完全没有攒一点钱后回到故乡安度晚年的打算（这是大多数南洋商人的目的），只是出于热爱南洋的风光、生活、气候和航海，因为不想离开南洋而持续着买卖的人。第二种在热爱南洋和流浪上与前者相同，但是采用的方式偏激得多，他们冷眼批判文明社会，打个比方，是些虽然还活着，但已经把自己埋葬在南洋的风雨里的虚无型人物。
今天在街上的酒馆里，遇到一个第二种类型的人。是个四十岁前后的男人，当时正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独自喝酒（盘着脚，不停地晃动着膝盖）。衣服很寒碜，但是脸庞敏感而富于理性。眼睛混浊发红，明显是酒精的缘故。粗糙的皮肤上唯有两片嘴唇异样地鲜红，令人感到少许不快。
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我只确切知道这个男人毕业于英国一流大学。说着在这个港口城市罕见的完美的英语。他说自己是杂货商人，从通伽来，准备乘下班船到特克拉乌斯去。（他自然不知道我是谁。）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买卖。谈了点关于白人带进各个岛屿的恶性病的话题。接着，他说起自己什么也没有，无论妻子、孩子、家，还是健康或希望。对我提出的是什么使他过上这种生活的傻问题，他回答说：“这可没有什么说得出来的、像小说似的原因哪。再说，您说‘这种生活’，可是我眼下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特殊之处吧？如果跟作为人被生下来这件更特殊的事实相比的话。”他一面笑着，一面轻轻地干咳了几声。
这真是难以抵抗的虚无了。回到家躺在床上以后，这个男人的声音，那极其礼貌但是无可救药的腔调还一直回荡在耳边。Strange are the
ways of men。
定居这里之前，乘着纵帆船周游各个岛屿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们。
有一个美国人。在别说白人，连土著都很少见的玛尔科萨斯（Marquesas）的后海岸亲手盖起小屋，独自一人（在海水、天空和椰子树之间完全独自一人），以一本彭斯和一本莎士比亚作为伴侣生活（并且无怨无悔地准备埋骨当地）。他是一位造船匠，年轻时读到关于南洋的书，因为无法按捺对热带海洋的憧憬而终于远离故乡来到这个小岛，并就此扎下根来。当我停靠在他的海岸时，他作了一首诗送给我。
有一个苏格兰人。在太平洋的所有岛屿中最神秘的复活岛上（在那里，如今已经灭绝的先民们遗留下来无数怪异巨大的石像覆盖着全岛）当了一段时间尸体搬运工后，他重又开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流浪。一天早上，他在船上刮胡子时，船长在背后叫了起来：“喂！怎么回事？你把耳朵给剃掉了！”他这才知道自己剃掉了耳朵并毫无知觉。他当即决定迁移到癞病岛莫洛卡伊（Molokai），在那里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在我探访那个被诅咒的小岛时，这个男人快乐地为我讲述了自己从前的冒险经历。
阿佩玛玛（Apemama）的独裁者比诺库（Tembinok）现在怎么样呢？不戴王冠却戴头盔，穿着短裙，扎着欧洲式的绑腿，这位南洋的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喜欢新鲜玩意儿，在他正位于赤道上的仓库里收藏有各种暖炉。他把白人分为以下三种：“欺骗我一点的人”、“欺骗我很多的人”、“狠狠欺骗我的人”。当我的帆船离开他的岛时，这位豪爽刚直的独裁者含着眼泪，为“一点也没有欺骗他”的我唱起了诀别的歌。他还是岛上唯一的吟游诗人。
夏威夷的卡拉卡瓦（Kalakaua）王现在怎么样呢？聪明但常常哀伤的卡拉卡瓦。他是太平洋的人种里能和我对等地讨论麦科斯·缪勒的唯一人物。曾经梦想过波利尼西亚大联合的他，如今面对着自己国家的衰亡，也许已经平静地看破红尘，正在埋头阅读赫伯特·斯宾塞吧。
夜半，无法入睡，侧耳倾听远处的涛声，在蔚蓝的海流和清新的季节风里，我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身影，一个接一个无休止地浮现出来。
真的，人肯定就是用来制作梦想的物质。可就算那样，这些数不清的梦想是多么丰富多彩，又是多么滑稽得令人悲伤呵。
十一月××日
《赫米斯顿的韦尔》第八章完稿。
我感到这件工作正逐渐走上轨道。终于清晰地捕捉住了对象。一边写，一边感到某种沉甸甸的、稳稳的感觉。
在写《贾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还有《绑架》的时候，速度也曾经快得令自己吃惊，但写的过程中并没有牢固的自信。一边预感到也许会成为优秀的作品，但另一边也摆脱不了或许压根只是自以为是的劣作的恐惧。手里的笔好像是被自己以外的什么东西牵引、追赶一样。但这次不同。同样写得快而顺畅，但很清楚，是我自己在牢牢驾驭着所有作中人物的缰绳。作品的好坏自己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是通过亢奋的自我陶醉，而是通过沉着的计算。即使按最差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