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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个种着葱翠草本的大木盆，座位顶上遮着红绿相间的大帆布篷。门庭若市。我听到谈话的嘈杂声和杯子的碰击声，还看到里面有张桃花心木的酒吧柜台，在它后面上方的长长的壁画上，画着白银海岸的风光。我还记得一些人的脸。德尼兹在拉博埃蒂街为之工作的那位头发金黄的瘦高个子老板，有时也到我们桌上来坐一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棕发男人，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另一个头发棕黄而卷曲的男人（他不停地笑着），……遗憾的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些人的名字了。酒吧间一个秃顶的男侍者在调制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如何配方的鸡尾酒。只要想起这种鸡尼酒的名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就是那家餐馆的名字——，那样接下去就可以回忆起别的事情来了。但是怎样才能想起来呢？昨天晚上，当我打这几条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我明明晓得它们就是以前的那些大街，但怎么也认不出来了。建筑物并没有变化，人行道还是那样宽。但当时的灯光同现在不一样，另外在空气个还飘浮着某种东西的气味……。
我们以前总是从原路回去。我们常到街区里的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现在把它找到了，它就是莱维广场上的“罗亚尔…维利埃”。莱维广场上，有许多长椅、海报柱和树木。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电影院的门面，才使我能够认出这个地方的。
如果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断定那是哪一个时期了。但是关于这些电影，我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一个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个穿着小礼服的男人走进大型客轮的船舱，在一扇落地窗后面掠过的跳舞的人影……
我们又走上罗马街。昨天晚上，我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到了栅栏和铁路，看到了在铁道另一边上盖住一幢房子整堵墙面的迪博内①广告牌（它从那以后，肯定变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当年那种苦恼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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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开胃酒的牌子。
座落在这条衔99号的“芝加哥”宾馆，现在已经不那么叫了。而且，即使是问讯处的人也无法告诉我旅馆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
97号是一幢很大的长形建筑物。如果斯库菲是住在六层，而德尼兹的套间应该是在它的下一层，这也就是说，是在五层。这两个套间是在房子的右边还是在左边呢？这幢楼房每层至少有十几扇窗子，因此可能有两三个套间。我久久地望着这幢楼房的正面，希望能认出或者一个阳台，或者一扇窗户的样式和百叶窗。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楼梯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从前的扶手是用铜做的，它闪闪发光，而现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样的了。套间的门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别是定时楼梯灯的灯光，它已不再象当年在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显现时那么朦朦胧胧的了。去问门房也是白费劲。门房会起疑心的，何况跟别的东西均己变了样一样，看门人也已换过了。
斯库菲校暗杀时，德尼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当时是住在楼下，这样的惨事还是会记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记亿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德尼兹在罗马街97号没有住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我当时是同他一起住的吗？抑或当时我在巴黎还有别的住处？
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回来得特别晚。斯库菲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两手交叉放在拐仗项端的球形装饰物上，下巴支撑在手上。他的脸色非常沮丧，獒狗般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我们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真想同他说说话，扶他到楼上，他自己的套间里去，但他象一尊蜡像人体模型一样，一动也不动。定时楼梯灯熄灭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闪着磷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所有这一切，想必是发生在德尼兹和我刚刚相识的时候。
二十五
我关上了于特办公室里的电灯，但并没有立即离开，在黑暗中又呆了几秒钟。按着，我又打开电灯。然后，再关上。我第三次开亮电灯，又第三次关上。这样做，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我眼前又出现了在一个说不准的晚上，在一间同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我关上电灯时的情景。那时，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都要做几下这样重复的动作。
尼埃尔林萌大道上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制写字台和扶手椅。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关了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好象害怕走出屋于去似的。在房间的深处，靠墙放着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有一面镜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写字台，靠窗还有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它上面看书。窗子朝着一条种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开着。
这是一幢小公馆，是南美某个国家公使馆的所在地。记不得我当时是以什么身份使用这个公使馆的一个办公室的。我仿佛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邻近的办公室里，听到他们正在打字的声音。
我接待的人不多，他们那是来要求给他们签发签证的。我在翻看瓦尔布勒兹花匠给我的那个饼干盒、检查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那些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来了。我在干被我从办公室里取代的那个人的工作。他是一个领事？抑或一个代办？我记得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哩。他是谁呢？
首先，这个公使馆在哪里，我花了几天功夫把第十六区跑了一遍，因为记忆中的那条长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同这个街区的街道完全是一个样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细观察着测摆的每一个微小摆动那样，我站在每条大街的尽头，希冀那些树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忆起一点什么来。在走到莫利托尔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时，我感觉回亿起来了，我一下子断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时，我就是从设在附近的一个公使馆里走出来的。
夜色昏沉。沿着与楼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听见打字的声音，便从虚掩着的门探头往里望去。那个男的已经走了，剩下那个女人还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道了晚安。她停下工作回过头来。她是一个美丽的褐发女郎，我可想起她那张热带人的面庞来了。她同我用西班牙语①谈了几句，对我笑笑，便又工作起来。我在前厅里停留了一会，然后就下决心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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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均讲西班牙语。
我肯定我是在沿着米拉博路往下走，这条马路笔直，它是这样的阴暗和荒凉，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着，我害怕被人发现，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行人。在更低一点的地方，在凡尔赛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广场上，有一家咖啡馆还亮着灯。
我有时也会踏上一条方向相反的路，穿过奥特伊尔的宁静的街道。到了那里，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我走上米埃特路。我还记得埃米尔——奥吉埃大道上的那些多层建筑和我从右边走上去的那条马路。在它的底层，在一扇象牙科诊所那种磨砂玻璃窗的后而，总是亮着灯。德尼兹在从那里还要过去一段路的一家俄国餐馆里等着我。
我不时说出一些酒吧间和餐馆的名字。但是，若不是路牌或者霓虹灯制成的招牌常常出现在面前，我怎么可能辨明方向呢？
餐馆延伸到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通过一个窗洞，可以看到里面张挂着红色丝绒帘子的内厅。当我们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时，天还亮着。有一个人在弹齐特拉琴。这种乐器洪亮的音色，映照着花园的落日的余辉，以及也许是从旁边的布洛涅树林里吹来的草木的芳香，所有这一切都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种神秘和凄凉的气氛。我努力想重新找到俄国餐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米拉博路倒没有变样。我在公使馆里呆得很晚的那些夜晚，我继续走凡尔赛林荫大道。我可以乘地铁，但我宁愿在露天之下走一走，帕西码头。比尔一哈基姆桥。然后，就是那条我一天晚上同瓦尔多·布朗特一起走过的纽约林荫大道。此刻我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难受。那时我不知不觉地循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在走去。有多少次我曾沿着纽约林荫大道朝前走啊……德拉尔马广场．——那是第一块绿洲。然后，就看到了长满树木、空气清新的库尔拉雷纳。穿过协和广场以后，我就快要走到目的地了。亲王大道。我向右拐入圣奥诺雷街。左边，就是康邦街了。
只有不知从哪扇玻璃窗上反射出来的略带紫色的光线。除此之外，康邦街上就别无灯火了。人行道上响着我的脚步声。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又一次感到害怕起来，就是每次走上米拉博路时感到的那种害怕，害怕有人发现我，害怕有人截住我，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证件。此时此刻又产生这种心情，这可真叫遗憾，因为还差十几米就要走到头了。特别要紧的是，可别跑。不要乱了步伐，一直走到头吧。
卡斯蒂耶旅馆。我跨进门去。问讯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走进小客厅，很快地喘了口气，抹掉额头上的汗水。这天晚上，我又避过危险了。她在楼上等我。唯有她在等着我，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失踪了，也唯有她才会感到焦急和不安。
一间浅绿色墙壁的房间，红色的窗帘已经拉上了。床左边的床头订花老。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浓郁刺鼻，但除了地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那颗漂亮的痣点以外，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二十六
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和他的儿子一起从海滩回来，这是一天中他最喜爱的时分。他或者拉着孩子，或者让孩子在自己的前面跑着。
林荫大道根清静，还有一点阳光照到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的连拱廊下走着，在“阿丝特丽丹女王”甜食店前面，孩子每次总要停下来。他自己呢，老是看着书店的橱窗。
那天黄昏，橱窗里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皮上的石榴红标题中有一个字是“卡斯蒂耶”。他用手拉着他的儿子，在连拱廓下走，高兴地在铺满一条条太阳光带的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就在那个时候，“卡斯蒂耶”这个字使他想起了在巴黎，在靠近郊区圣奥诺雷那个地方，有一家旅馆也叫这个名字。
有一天，一个男子约他在卡斯蒂耶旅馆里见面。在那以前，他在奥什林荫大道的办公室里、在那些低声谈着生意的怪模怪样的人们中间，就见到过他了。那个男人当时因为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所以想向他兜售一枚首饰别针和两个钻石手镯。兜售者把放在一只小皮盒中的首饰交给了他，他们商妥次日再去卡斯蒂耶旅馆见面，那男人就住在那里。
他又回忆起问讯处，它的旁边有一个小酒吧间和一个围着绿色棚栏的花园。看门人用电话作了通报，然后把房间号码告诉他。
那个男人躺在床上，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神经质地向外喷，弄得满屋烟雾腾腾。头天晚上，在奥什林荫大道上，这个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自称是“南美洲一个国家公使馆的前任商务专员”。他没有说他姓什么，只说他的名字叫“彼得罗”。
这个名叫“彼得罗”的人坐在床边，对他腼腆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并不认识这个“彼得罗”，但却很同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