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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身材之外，还有很多吸引他的地方。当她看着他嫣然一笑时，那里边有一种温暖和浓郁的感情。他不由得想：我真希望今天就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后天。后天还得等很长时间呢。可是他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他：小心别陷进去！记住你塞登斯的政策：爱完了之后就离开，留下快乐的回忆；分离是一种甜蜜的悲伤，而无牵无挂是最现实的办法。
“好吧，”费雯说。“我可能稍晚一些，但不会耽误很久。”自从哈里·塔马塞利告诉欧唐奈医院增建大楼计划在明春开始这件事以后，十来天过去了。欧唐奈和董事会主席奥尔登·布朗现在又同他坐在院长室，一起研究当前需要做的事情。
几个月以前，他们三个人在一位建筑师的参加下制定了增建新翼楼、搬迁各科室的详细计划。各科室主任的要求和可能投入的资金两方面，要进行平衡。奥尔登·布朗对具体方案要作出决断，欧唐奈当他的医务联络参谋。
和往常一样，董事会主席的话是干脆而尖锐的，在严峻之中夹杂着幽默。有时候他们全面满足提出的要求；有时候，他们怀疑什么人是在给自己建造独立王国，就严格审查。
药房的主任药剂师坚持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设计一个私人盥洗间。而建筑师指出楼道里有公共盥洗室，距他的办公室才四十英尺远。药剂师说他有肠炎，对他来说四十英尺也太远了。奥尔登·布朗干巴巴地告诉这位药剂师说，那好办，他应该先到内科去看看肠炎再说。
有些值得添置的医疗设施只是因为花费太大而被否决了。放射科主任“响叮当”提出建立一个拍摄X光电影的单元，以改进心脏病的治疗与诊断。但这套设备本身就需五万美元，于是这个方案很遗憾地被否定了。
现在计划已经基本完成，问题的焦点已经转到如何筹款这个实际问题上来了。严格讲，这本来是董事会的事情，但是也要求医务人员予以协助。
奥尔登·布朗说：“我们建议给大夫们定个指标——高级主治医师每人六千美元，副主治医师四千，助理医师二千。”欧唐奈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他对主席说：“恐怕会有些意见。”布朗笑着说：“我们只好尽量听着。”哈里·塔马塞利插进来说，“这笔钱可以在四年之内交齐，肯特。只要先有同意付款的证明，我们就可以用来到银行借款。”布朗说，“还有一点。如果把大夫们自己都拿出钱来的消息传出去，这对我们筹款有很大帮助。”
“由你负责把这消息传开吗？”布朗笑着说道：“那当然。”欧唐奈心想，这就是说要他在医务职工会议上宣布这消息。他可以想象大家听到以后脸上一定会很难看。他了解医务人员象如今大多数人一样，挣多少花多少。当然，这个指标不是强制性的。可是，作为一个个人去反对这个作法也很困难，特别是因为医院发展起来对本院医生也有很大好处。肯定有好多人会如数交齐的。这些人自己交齐了之后就会给没交的人施加一些压力。有苦同尝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医院也是政治的温床，有好多花样呢。
不跟着走的人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
哈里·塔马塞利还是那么敏感。他马上说，“不用发愁，肯特。在开医务职工会议以前我给你提供材料。我们把所有理由都列出来。我相信在你讲完之后，有人可能会要求超额的。”
“别指望吧，”欧唐奈笑着说。“你将会触动许多大夫的痛处——他们的钱夹子啊。”塔马塞利也笑了。他知道等这位外科主任向医务人员提出这个要求时，他的讲话会象他做任何事情一样尖锐、彻底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地想，和欧唐奈这样性格的人共事是令人高兴的。塔马塞利以前在另外一个医院当副院长时，医管会主席是一个八面玲珑、看风使舵的人，其结果是没有真正的领导，医疗水平日益下降。
哈里·塔马塞利喜欢直率和果断。因为他作为三郡医院的院长就是这样的作法。办事果断有时会出点岔子，但是总的说来可以多做好些事情，时间长了你做决定的准确性也就会提高了。说得快、想得快和行动得快，这三条是在塔马塞利还没想到自己会最终搞医务行政工作以前，在法院工作中就学会了的。
他从大学毕业以后进了法律学校，为开业当律师作准备，但是这时战争爆发了。他想早晚即将被征入伍，于是就参加了美国海军，被授以从事医务行政工作的军官衔。在战争期间，医院的伤员日增，而塔马塞利在分辨医务技术工作和医务行政工作的界限上具有敏感，因此工作处理得很出色，终于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医务行政人员。
战后，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法律行业中去，另一个是留在医院搞行政。他选择了后者，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务行政学院。从哥伦比亚毕业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医务行政是一个单独专业，不需由持有医学学位的人充任。
因此好的行政人员需要量是很大的。他在当了两年副院长工作以后，就接受奥尔登·布朗的邀请，到三郡医院当了院长。
现在哈里·塔马塞利爱上了他的工作。他和肯特·欧唐奈在提高医疗水平方面看法相同。他也尊重董事会主席奥尔登·布朗对事业的洞察力和灵活的手段。作为院长，塔马塞利的职务是把行政工作提高到这两个人所要求的水平，其中包括护理、院务、工程机械、建筑、财务和其他有关事项。
他善于用人，善于选拔各科室领导，对医院大小事项都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医院里任何重大事情都逃不脱哈里·塔马塞利的眼睛。每天你都可以看见他那矮小而墩实的身躯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经常停下来和护士、病人、门房、职员、厨师谈话。任何人只要向他反映一点医院情况或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他都乐于倾听。新想法往往使他的兴致油然而生，而他的热情对别人提出好意见又总是一种鼓励。有时他会探着脖子，滔滔不绝地把他那奔腾着的思想发表出来，眼镜后头露出闪闪的目光，接连不断地用各种手势来加重他的想法和意见。
他到处攀谈，却很少做笔记。他学法律时受过的训练使他有归纳问题的本领。每次视察之后，他立即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作出一系列简短的书面指示，从而使三郡医院的工作日新月异。
可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有一个外交家的谈话本领，很少得罪人。他可以口头上提出一点批评，然后愉快地把话题转到别处去。虽然他说话没有多余的客套，但他的书面指示却都很有礼貌。除非过失特别严重，一般他不愿意解雇任何职工。他经常告诉各科室领导说：“任何人在咱们医院工作一个月以上，我们就算对他们的经验投下了一笔资金，帮助他们去适应工作是对我们有利的。换一个我们不了解的新人，也许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没想到的缺点呢。”他的这种做法大家都知道，也很尊重，所以职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但是医院里还有一些情况使他伤脑筋。他知道有些科室的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有些部门对病人的服务有待改善。许多老的设备需要报废或更新。照理说，新发明的设备，如X光电影单元是应该添置的。新建大楼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全部解决。他和欧唐奈都知道今后还得做许多年的工作，有些想法的实现，可能始终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到底，前进中的事业总是这样的规律：你试图取得的成就总要比你实际所能取得的成就更多。
奥尔登·布朗的话把他从联翩的浮想中带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位董事会主席告诉欧唐奈说：“筹款运动开始后，社会活动会很多。噢，还有一件事。我认为，肯特，如果我们请你在扶轮社①发表一次讲话是会有好处的。你可以讲一讲新楼将做什么用，我们将来的计划，等等。”①扶轮社（Rotary Club）：以“服务，非利己”为口号的交际组织，1905年发起于美国，现为国际性社团。
欧唐奈本来不喜欢公众集会，特别不喜欢服务性社团那种装模作样的集会。一听这话他想作个苦脸，但又止住了。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吧。”
“我有一个人在扶轮社，”布朗说。“我叫他安排一下，最好在筹款开始那一周。在此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可能在吉瓦尼斯俱乐部②再讲一次。”
②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是美国及加拿大的一个社交团体，以促进友谊为宗旨，1915年在底特律成立。 欧唐奈想告诉这位主席给他留点做手术的时间，不然连他自己的手术指标都完不成了。但是他一转念还是没说。
“顺便问一下，后天晚餐你有时间吗？”奥尔登·布朗问道。
“有时间，”欧唐奈回答说。他一向很欣赏到坐落在山中的董事会主席家安安静静地吃一顿正式的晚餐。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尤斯塔斯·斯温家。”布朗看到欧唐奈有些诧异，又补充说：“没关系，你是被邀请的。是他托我转达的。”
“我很高兴去。”可是对他来说到董事会里最死硬的保守分子家去，还是有点意外。欧唐奈自然和斯温会过几次面，但是并不熟识。
“事实上是我提议的，”布朗说。“我愿意请你和他随便谈谈医院的一般情况。尽量让他接受一些你的想法。坦白地讲，有时他在董事会里是个问题，当然，这你也清楚。”
“我尽力而为吧。”现在他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欧唐奈并不高兴卷到董事会的政治里去。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沾边。但他对奥尔登·布朗不好意思说个“不”字。
董事会主席拿起皮包准备动身了。塔马塞利和欧唐奈也跟着站起身来。
“只是一个小型宴会，”奥尔登·布朗说。“可能只有六七个人。我们在城里接你。动身之前我给你打电话。”欧唐奈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主席愉快地点点头，走了出去。
门还没有关，塔马塞利的一个高身量细身材的秘书凯茜·柯恩进来了。
“对不起，打扰一下，”她说。
“什么事，凯茜？”
“有个人，叫做布赖恩先生，一定要请你听电话。”她对塔马塞利说。
“我正和欧唐奈大夫谈话，一会给他回电话吧。”塔马塞利有些意外，否则用不着告诉凯茜这么做，因为这一类事照例是这样处理的。
“我已经和他说了，塔马塞利先生。”她犹豫地说。“但是他很坚持。他说他是一个病人的丈夫。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也许你应该和他谈谈，哈里。”欧唐奈对那姑娘笑笑。“别让凯茜为难。我等等没关系。”
“好吧。”塔马塞利伸手拿起两部电话中的一个。
“第四线。”女秘书等通了话才走到外边大办公室去。
“我是院长，”塔马塞利和气地说。然后他听着对方讲话，稍稍皱起了眉头。
欧唐奈可以听见耳机里的嘎嘎叫声，又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句话：“不体面的情况……强加于我们家属……应该调查。”塔马塞利用手握住话筒，告诉欧唐奈。“他在发火。关于他妻子的什么事。我听不清楚……”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布赖恩先生，建议你再从头说一遍，告诉我怎么回事。”他拿过来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然后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