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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这个好听一些吧。”于是在思想上给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朋友，你还没有变，完全没有变。”有那么一会儿，哈里·塔马塞利心里在盼望斯特朗夫人最好回到她的厨房去别出来。但是他又控制住自己：一个好的营养科主任是医院里的一宝，而斯特朗夫人是好的，院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可是有时候他怀疑希尔达·斯特朗是否想过三郡医院是一个整体。和她谈话时，在多数情况下给你的印象是医院的心脏部门是厨房，其他不那么重要的部门都得围绕着厨房转。哈里·培马塞利终究是个公平的人，他认为凡是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往往会持有上述这种态度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总比松松垮垮、漫不经心好。另外，一个好的科主任是总愿意为他或她所相信的道理而争论的，而斯特朗夫人身上每方寸肌肉都是充满了斗争精神的。
此刻她那肥硕的身躯把院长办公室内的椅子坐得满满的，正在和院长斗争。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T先生①，情况多么严重。”斯特朗夫人在称呼她所熟悉的人时总是用姓的第一个字母；她习惯于称呼她自己的丈夫为“S先生”②。
①塔马塞利（Tomaselli）第一个字母是“T”。
②斯特朗（Stranghan）第一个字母是“S”。
“我了解，”培马塞利说。
“现在我的洗碟机至少在五年以前就过时了。打从我来到这儿起，每年都对我说明年给我换新的。到了明年，洗碟机在哪儿？结果又要等十二个月。
这不行，T先生。这干脆不行。“斯特朗把她管的东西部叫”我的“。塔马塞利不反对这一点，他反对的是希尔达·斯特朗除去关心她自己的事以外，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他预备把还只一两个星期以前他们谈过的道理全部重复一遍。
“没有问题，斯特朗夫人，洗碟机终归要换的，我了解厨房的问题。可是洗碟机是大机器，价钱很贵。你记得上次我们计算大约得花一万一千美元，包括改装热水系统。”斯特朗夫人往桌子旁一靠，她那肥大的乳房把桌子上的一个文件盘拱到了一边。“你越不买，价钱越涨得高。”
“唉，那我也知道。”医院的一切费用都在涨价，塔马塞利一天到晚都在处理这类问题。他说：“可是目前医院的器材添置费特别紧。大楼的扩建当然也是个原因。问题是得有个轻重缓急。医疗器械得放在前边。”
“如果你的病人没有干净的碟子吃饭，光有医疗器材有什么用？”
“斯特朗夫人，”他坚定地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这你我都清楚。”
“没那么严重也差不了多少。”营养主任又往前一趴，文件盘子又移动了一下位置，哈里·塔马塞利希望她别再把她的乳房放在他的桌上。她接着说：“最近整批整批的碟子洗过以后还是脏的。我们尽量作了检查，可是遇着忙的时候，有时是来不及的。”
“对，我理解。”他说。
“我担心的是怕感染，T先生。最近医院职工当中有不少患肠道感染的。一发生这情况谁都抱怨伙食。如果查出来是洗碟机的问题，我才不会奇怪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这一点。”哈里·塔马塞利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斯特朗夫人今天上午赶上了院长特别忙。今天下午开董事会，会前有好多紧急问题要考虑。他想早点脱身，就问：“上次病理科检查洗碟机的灭茵情况是什么时候？”希尔达·斯特朗想了一下，说：“我可以查一下，大约六个月以前吧。”
“最好请他们再查一次，然后我们就确切了解情况了。”
“好吧，T先生。斯特朗夫人发现她今天没争取到什么。“由我去和皮尔逊大夫讲吗？”
“不，我来讲。院长做了一个铅笔记录。他心想，至少我可以让约瑟夫·皮尔逊避免再听刚才这么一大套话。
“谢谢你，T先生。”营养科主任把她的身躯从坐椅中挤出来。他等她走了以后，小心地把文件盘移回原来的位置上。
戴维·柯尔门在餐厅吃完午饭，正在走回病理科。在穿过楼道走下地下室的楼梯的当儿，他考虑着到目前为止和约瑟夫·皮尔逊大夫接触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很不理想，什么也没解决。
皮尔逊还算是相当客气的——至少后来算是相当客气的了。一看见柯尔门等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说要马上开始工作，真就马上来了。”
“我觉得干等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又礼貌地补充说：“我看了化验室。希望你没什么意见。”
“那是你的权利之内的事。皮尔逊带点牢骚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人家硬是闯进那儿去，但也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似乎觉得他自己应付得不大漂亮，又找补了一句：“我似乎是应该对你表示一下欢迎。”在他们握手的时候，老头子说：“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些活干完。”他指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切片夹子、一些单子和零星的文件。“然后咱们再商量你干点什么。”柯尔门坐了下来。因为没什么事做，就拿起一本医学杂志看。皮尔逊在那里翻弄着文件。然后有一个姑娘进来给他做口述速记。在这之后，他陪着皮尔逊到解剖室去作了一次大体观察。他坐在皮尔逊旁边，两个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和塞登斯）坐在解剖台对面。这场面给他一种感觉，好象自己也是个小住院大夫似的。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皮尔逊主持着大体观察，他就只好坐在一边看着。皮尔逊连柯尔门是全科的新的副主任都没有提一下。
后来，他和皮尔逊一起去吃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皮尔逊给他介绍了几位本院的医师。以后皮尔逊说他有些急事就先走了。现在柯尔门独自返回病理科，心里考虑着他面临的问题。
当然他预料到会遇到皮尔逊大夫的一些小的阻力的。从零零碎碎听到的议论当中，他知道皮尔逊是不愿意增加一位病理医师的，但他并没有料到出现当前这种情况。
他原以为至少会在他到职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办公室，明确一定的工作职责。当然戴维·柯尔门没有期待分给他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也不反对主任病理医师考查他一个时期。实际上，如果他是皮尔逊，他也会对一个新来的人这样做的。但目前情况远远不止是考查他的问题。很明显，尽管他写过了信，皮尔逊却根本没有考虑给他什么工作任务。看样子似乎是要让他坐冷板凳，等皮尔逊大夫处理好信件和其他琐事之后，交给他几件具体事干干就得了。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些想法可得变变，得尽快变变才行。
戴维·柯尔门早就知道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长处。
最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病理医师的资历和能力。欧唐奈说柯尔门是非常合格的医生，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虽然年青，但他的资历和经验却是许多现任病理医师赶不上的。当然他用不着怕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他是准备对老头子的年龄和资格表示一点尊重的，但也不能让别人把他看成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一名新兵啊。
使柯尔门敢于斗争还有一个力量源泉。那是超乎其他各种考虑（性格呀，随和呀等等）之外的一种情感，一种决心：他要以一种不妥协的、纯洁的、诚实的、甚至（在目前医疗水平范围内）精确的准则要求自己干好他的医务工作。对于那些不这样要求自己的人，那些讲妥协的、玩弄手段的、偷懒的、不顾一切往上爬的人，柯尔门是嗤之以鼻的。在他从事医务工作这短短几年之内，他看到过这样的人，也接触过这样的人。
如果有人问他这种情感从何而来，他自己也很难解释。他肯定不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也不是由于他原来就抱定救死扶伤的宗旨才从事医务工作的。他的父亲可能给他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柯尔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父亲在普通开业医生的水平范围内是个比较不错的大夫，但是他们父子之间在性格上是大相径庭的。老柯尔门是一个热情的、外向的人，有许多朋友；他的儿子则是一个冷漠的、难以捉摸的、常常采取超然态度的人。
父亲爱和病人开玩笑，在谈笑之间就把病给治了。儿子在学病理专业以前，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他小心地、精确地、熟练地给病人治病，比一般好大夫治得还要好一些。作为病理医师，他和病人的关系自然就不一样了，但他的作风并没有变。
有时候，戴维·柯尔门扪心自问，他估计他这个人无论是干医务或干别的什么行业，大概态度都会是这样的。他猜想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精益求精和对错误、失败难以容忍的特点。他认为凡是你要做的事，凡是你要去服务的对象，都有权利向你提出最高的要求。也许，这两种感情：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矛盾的。他的一个医学院同学在一次向他敬酒时说的一句挖苦他的话也可能正确地总结了他的这些特点：“戴维·柯尔门的心最纯洁了，是用抗菌剂做的。”在走过地下室楼道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目前，他有一种冲突即将爆发的直觉。
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皮尔逊正在调显微镜，面前打开一个切片夹子。
他抬起眼睛，说：“过来看看这些，听听你的看法。”他让出显微镜的位置让柯尔门来看。
“病历是怎么回事？”柯尔门把第一张切片夹好，调整接目镜焦距。
“这是露西·葛兰杰的一个病人。露西是这里的一位外科医师；你会见到她的。”皮尔逊看了看笔记。“病人叫费雯·洛布顿，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我们护校的学员。她左膝发现一块隆肿，有持续痛感。X光片子显示有骨形病变。这是活体检查下来的切片。”切片共有八块，柯尔门一个一个地看了。他马上理解了为什么皮尔逊要他鉴别一下。这是很难鉴别的一个边缘病例。最后他说：“我看是‘良性’的。”
“我认为是恶性的，”皮尔逊小声说。“成骨肉瘤。”柯尔门没说什么，又把第一张切片拿起来。他耐心地、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又把另外七张片子照样重看了一遍。第一次他就考虑过成骨肉瘤的可能性；这次他又考虑了一次。在只有专业病理医师才能窥得其中奥妙的红色和蓝色的透明切片上，柯尔门做了过细的研究，脑子里合计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所有切片上都看出大量的新骨形成——中间有成骨细胞活动和岛状的软骨组织……得考虑外伤可能性。是外伤造成的骨折吗？骨质增生是体内自行愈合再生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病灶当然就是良性的……。有骨髓炎的迹象吗？在显微镜下骨髓炎和更危险的成骨肉瘤是难予鉴别的。但是并没有在针骨之间的骨髓空隙出现多形核白血球……血管没有受到侵袭……所以还得回头检查成骨细胞——新骨形成的性质。这是一切病理医师必须正视的一个老问题：病变增生是由于体内愈合的自然过程呢，还是由于肿瘤甚至恶性肿瘤细胞的繁殖呢。恶性还是良性？很容易看错。人所能做的只有根据现象加以权衡，作出判断。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他有礼貌地和皮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