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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得金马奖，金马奖第一次有奖金，而且多达二十万元，于是就用那些钱结婚，完成另一件人生大事。
至于台湾是否有变动？当然有，至少之后十年中，从没人敢骂总统变化到骂总统成了新生活运动。
这个业余相命师随着朋友疏远之后从未再重逢。
父亲晚年疾病缠身，有一天趁他在医院睡着，陪妈妈到基隆南荣路找另一个相命师做心理治疗。那人跟阿端一样双眼失明。
他算算父亲的八字之后只说「活得辛苦、去得也艰难……这么辛苦的人……就顺他意，不计较了，计较的话你也辛苦，不是吗？」
妈妈听完掩面而泣，低声说：「谢谢老师，我了解。」
相命师也许发现我的存在，问我要不要顺便算算？听完我的八字，没多久他竟然笑了出来，说：「你也活得辛苦，只差你爸爸劳力，你是劳心，不过，你一生衣食无缺、朋友围绕，劳心劳神，皆属必然，其他，我就没什么好说了，你说对不对？」
与其说他是在算命，倒不如说他像师父开示。
他也许还在，但，就像他说的，一切皆属必然之下，我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生碰过四个精彩无比的相命师，这是其中三个。
另外一个？所说诸事皆未验证……称名道姓有所不宜，姑且不表。
PART1 心底最挂念的人
母难月——
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所以在炼金工厂当小工。
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十六岁，跟他一样大。
我爸说：「你不要伤心啦，不然… … 我给你当儿子。」
从此我爸进了人家家门，当了别人的儿子。
爸爸二十一岁那年成了正式的矿工，人家从贡寮山上找来一个孤女当养女，再以招赘的方式和我爸结婚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
这个孤女，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当时才十五岁。她十六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夭折。
多年之后，姑妈跟我说，那时候我妈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举止，比如半夜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会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脚步跪拜四方。
十七岁她生下我，同样不好带。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随时眼睛翻白，四肢抽搐」，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
接下来就有点像乡野传奇了。据说就在我气若游丝的当下，村子里来了一个应邀出诊的中医，看完该看的病人准备回去时在山路上被邻居拦了下来，要他做做好事来看我。
据说他在望闻问切之后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开了一帖包括三种青草外加长在黄泥巴里的蚯蚓七条的奇怪药方，说如果在当天酉时之前药材可以备妥，并且让我服下，就会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
采药的过程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传奇，暂且不表，总之酉时之前这帖药真的就灌进我的喉咙。
根据我妈的描述是：「……就在午夜时分，你忽然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又黑又臭的大便……，我跟你爸抱着你洗澡的时候，发现你的手竟然会拉着我的手指，然后睁开眼睛；你爸爸跟我说，孩子……，人家要还给我们了！洗完澡，发现你好像在找奶吃，当我把奶头塞进你的嘴巴，感觉你很饿、很有力地吸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
第二件，是婚礼那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另一个心愿。说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
妈妈说，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我出生的月份，或许是这样的缘故吧，二十七年前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跪拜一百下以至最后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以及在简单的舞台上，以颤抖的声音唱着《旧皮箱的流浪儿》的神情，再度鲜明地浮现眼前。
母亲五年前骨癌过世。
生养我们五个（如果连夭折的那个也算的话，六个）小孩的过程，其忧烦与苦难远远多于欣喜与安慰。
我曾想过，妈妈会得骨癌，到了末期全身的骨头甚至一碰即碎……，是不是就因为这辈子的身、心都一直承担着过量的负荷？
只想和你接近——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
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关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日本的国骂「八嘎牙路」汉字写法，意指对方蠢笨、没有教养）。
知道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遗书——
他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找到公司电话号码的。总之，当听到话筒的那边说「请问是梁先生吗？这是xx分局……」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就如同他所预料一般地发生了。
警察说在滨海山区一条荒僻的道路上发现了登记在他弟弟名下的一部车子，有人死在里头，死因可能是废气中毒，因为现场看到的景象是车子的排气管明显接着水管拉进车内。
「你弟弟的车是Mondeo 没错吧？」
「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他说。
「他多久没跟家人联络了？」
「我不知道。」
「你们有报案吗？」
「这你们不是可以查出来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个人没有。」他说。
警察或许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出他的焦躁（或者，冷漠？）吧，沉默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确定死者是不是你弟弟，所以希望你能来一下！」 警察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解释因为检察官和法医还没到现场，所以不知道是他杀或自杀，死亡日期也不确定。不过警察说，依照他们透过紧闭的车窗所看到的尸体状态判断，至少也有四五天以上了。
「我大概一个小时内会到。」他说。
挂上电话之后他招手要助理进来。
助理拿着笔记本隔着办公桌安静地站着，等他开口，但他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
「那个……」他说，但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
助理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忽然暴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抽烟的他。
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着。从十五楼的高度可以看到城市边缘墨色的山脉，由浓而淡层层叠叠隐现在云雾之间。
「以前……，我们曾经从那边的山上远远看向这边，你记不记得？」他想起弟弟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