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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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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1)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就用不着再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比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2)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望;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裘白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这三个事例都是光明宏伟的气象,文章中之所以能够具此境界,基本上得于天赋,与人的后天学习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孟轲、韩愈外,只有贾谊、陆贽、苏轼达到这一气象相对最多。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宏伟的气象,虽说用词意旨不很渊深高雅,但其中事理明达,好比与懂道理的人在谈话一样,形式内容都很透彻,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详解    
  古人的文章,显示大才超俗之气,体式文采,艺术特色,和今天相距确实很远;只是收集编次,粗疏质朴,还不算细致。现今世上文章音律和谐靡丽,章句匹偶对称,避讳精密详细,比以往的文章超过许多。应该以古代的体式为主,现在的文辞为次,并且必须两者共存,不能偏废其中之一。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纯学累积功力,不妨精晓熟练;拙文研摩思索,毕竟粗劣拙陋。只要成为学士,自然能够做人处世。肯定缺乏天赋才能,就不要勉强执笔写作。我看到世上的人,最没有才气情思,却自称清美华丽,将丑陋拙劣流传散布,也已经很多了。江南称作“痴符”。近来在并州,士族中有一人,好写可笑的诗赋,戏言嘲弄邢邵、魏收诸公,众人和他一起嘲弄,虚情假意地称赞评说,他因此杀牛滤酒,引以为豪。他的妻子是个有高明见识的妇人,哭泣着劝他。这个人叹息说:“才华不被妻子所容纳,更何况行路之人!”他到死也不醒悟。了解、知道自己叫做“明”,这确实很难。    
  学习写文章,先要和亲友们商议。得到他们的评议裁断,然后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被旁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撰写文章的人,怎么可以说得完。然而说到宏丽、精华,不过几十篇罢了。只要不让文章失去剪裁结构,文章的意味可以欣赏,就可以称为有才之士;要求改变风俗、压倒当世,确实要等到黄河澄清了!    
  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出自《书经》;序述论议,出自《易经》;歌咏赋颂,出自《诗经》;祭祀哀诔,出自《礼经》;书奏箴铭,出自《春秋经》。朝廷的典章制度,军旅的誓诰言辞,传布显扬仁义,显示阐明功德,治理人民,建设国家,施行运用有多种用途。至于陶冶性情,从容地用婉言隐语加以劝谏,渗入到内心,也是一件乐事。亲自实践后仍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这些。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溺到轻浮之中:屈原显露才能,宣扬自己,明显暴露国君的过错;宋玉身态容貌妖艳,被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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