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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